中国“科技民工”悲惨：为工作而生，没有性没有睡眠

据《南华早报》报道，由于长时间的工作压力，中国科技工作者们从早到晚在岗位上工作，不少人已经身心俱疲。

以下是内容报道：

他对自己的初创企业是如此用心，以至于晚上常常失眠；在一次面试中，她被问及是否愿意为了这份工作和男朋友分手；一对年轻夫妇一直想要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但下班后连做爱的精力都没有。

这些都是中国科技行业数十万年轻雇员所直面的问题。26岁的计算机科学专业学生俞昊然也是如此。

俞昊然夜以继日地工作，在风投支持下将自己创办的计蒜客从一个只有10名程序员的小团队发展到一个估值达2亿元人民币的初创企业。但他个人付出的代价是慢性失眠，有时每晚只能睡两小时。

“我从未真正想过生活，”俞昊然说，他指的是自己的创业经历。“因为我正在打造一些东西，在我完成之前，我不会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据《胡润百富》(Hurun Report)称，去年中国每周新增4位亿万富翁，其中科技是新增财富的最大推动力，其次是房地产。

每一个成功故事背后，都有成千上万的追星族在辛勤工作，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下一个马云。马云就是在自家公寓里创办了阿里巴巴集团，后来成为中国的电子商务巨头。

《华盛顿邮报》采访了中关村和北京其他地区的科技工作者，从而深入了解当地科技从业者的真实生活。由于这里是美团、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巨头总部的所在地，所以往往也被称为中国“硅谷”。

在中国科技行业，年轻员工和企业家在工作中不断地与职业倦怠作斗争，同时还担忧着工作中出现的诸如升职天花板、裁员和性别歧视等各类问题。

一些人最终意识到，为了自己的健康，他们需要更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另一些人则试图离开充满热钱和概念炒作的科技世界。

中关村位于北京四环路的西北部。过去30年，从电脑制造商联想到新闻门户网站新浪和打车服务滴滴出行，中国数代科技和互联网初创企业相继在该地区崛起。据统计，每天有多达80家科技初创企业诞生在中关村。

计蒜客创始人俞昊然在中关村一栋办公楼的地下室里与人合作办公，部分原因是他可以更容易地从清华大学等中国顶尖高校挖到更多人才。

办公室距离他租住的两居室公寓只有几步路，在那里他还为在公司工作的实习生提供免费双层床。

近年来，中关村变得拥挤而昂贵，促使更大公司将办公室迁往更偏远的地区，而这些地区又成为了北京最新的科技中心。

其中之一是位于北京西北部的西二旗后厂村路，包括新浪、网易和滴滴出行在内的互联网公司都在这里设立自家园区。另一个是位于北京东北边缘的望京，现在是美团点评以及约会应用陌陌的总部所在地，也是阿里巴巴集团在该地区总部所在地。

这给员工们带来了一个普遍性的新问题：每日通勤。

中国网民经常开玩笑说，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真正瓶颈是后厂村路的交通拥堵。后厂村路是一条四车道的街道，两侧都是大型科技公司的办公园区。这里的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科技公司的增长步伐。

去年夏天，北京的一场暴雨把西二旗的街道变成了河流。其中一张照片被疯传。照片中，一名表情平静的通勤者坐在垃圾桶上查看手机，想要逃离被雨水淹没的道路。

33岁的杨是北京人，和他的妻子、父母住在一起。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经过两个半小时的通勤，换乘两条不同的地铁线路和一辆穿梭巴士才能到达公司。

他说:“只要有座位，不管车上多颠簸多拥挤，我都能睡着。”

其他人则选择完全避免通勤噩梦。20多岁的小布是一名市场营销专家，最近搬进了位于西二旗一座有着几十年历史的建筑，离公司步行只需10分钟。

她和另外两名在西二旗工作的女性员工合租了一套三居室公寓，每人每月支付4000元人民币的房租。由于需求旺盛，租金甚至比她在北京东部朝阳区中心买的那套旧公寓房租还要高。

另一个代价是，小布不再能随意进出咖啡馆、高档餐厅和艺术展，所有这些都是她住在市中心时所喜欢的东西。

她说:“我感觉自己被从北京流放出去了。”

中国的科技公司通常希望员工用长时间工作来证明自己的奉献精神。这就意味着所谓的“996计划”:每周工作六天，每天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

总部位于中关村的字节跳动最近推出了“大/小周”政策，略微缓解了这种紧张状况。该公司有6000名员工，大多数人每周工作六天。

杨的妻子29岁，在望京做产品经理。当这对夫妇结束漫长的工作回到家时，已经是接近午夜时分了。

几个月来，他们一直想要个孩子，但常常因为太累而无法在工作日做爱。杨说:“我希望我们的进展能快一点。”

公司所提供的免费餐食、班车、健身房、理发店等福利，以及许多其他娱乐和休闲选择，进一步模糊了工作和私人生活之间的界限。尽管谷歌和Facebook等硅谷巨头也提供类似的福利，但在一些中国科技工作者眼中，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剥削。

“他们想省去你生活中的所有麻烦事，”26岁的产品经理小王说。“这就像在说，别想别的，只管工作。”

这样的“福利”并不会让员工呆得更久。职场社交平台脉脉的数据显示，硅谷科技工作者的平均在岗时间为3.65年，而在中国科技公司这一数字不到2.6年。

甚至也有年轻科技工作者过早死亡的案例。2015年，社交媒体巨头腾讯的开发人员李均明(音译)在与怀孕的妻子散步时突然昏倒身亡。

一年后，34岁的天涯论坛副主编金波在北京的一个地铁站因心脏骤停而死亡。去年，总部位于深圳的无人机制造商大疆一名25岁员工也死于心脏骤停。

可以说工作时间过长的文化源于追逐规模的初创企业。这些企业得到了大量风险资本现金的支持，而投资者渴望快速获得回报。而过去一年，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到2018年底，许多科技公司宣布削减福利、奖金和工作岗位的计划。

而研究公司Zero2IPO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中国的风险投资交易总额为43亿美元，同比下降近70%。

共享单车公司ofo就是一个警示，说明科技行业轻松赚钱时代已经结束。这家曾经雄心勃勃的初创企业于2014年在中关村成立，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通过9轮融资筹集了22亿美元。但在上千万用户要求返还押金后，该公司目前面临现金短缺，迫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削减运营开支。

中关村科技孵化器Innoway的高级经理杰特·温恩德(Jelte Wingender)表示，未来需要更少的企业家，但要“更专注、更好”。

“中国创业者或独角兽公司还没有弄明白的一件事是，如何成为一家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如果你继续这样长时间工作10年，人们将不再有私人生活，他们将没有孩子，他们将发疯。”

杨正在思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凭借10多年的工作经验，他目前在一家顶级互联网公司担任中层职位，但已到达职业生涯的顶峰。他把自己比作一名建筑工人，由于工作强度高，他可以赚很多钱，但很容易被更年轻、更廉价的劳动力取代。

杨考虑过经营一家以家庭为基础的公司，这样他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未来的孩子们在一起。“我愿意全力支持妻子的事业，照顾好家庭，”他说。

市场研究公司CB Insights在一项新的研究中发现，在其分析的101家初创企业失败案例中，8%的企业失败主要原因是“精力枯竭”。报告称:“在必要的时候减少损失的能力，在进入死胡同时重新调整努力方向的能力，被认为是企业成功和避免解怠的重要因素。”

那些选择留在科技行业的人也有自己的难题。

Andy Xu曾是一名程序员，后来成为望京机器人初创企业Vincross的首席运营官。他正在学习如何成为一名更好的团队领导者。但他觉得自己必须从改变自己的外表开始。在节食和每周参加探戈课程后，24岁的他在6个月内减掉了20公斤：“我不能丢了公司的面子。”

女性科技工作者的日子更难过。例如，编程人员通常被定义为不善社交的人，他们在所有场合都理着寸头、带着一副塑料框眼镜，穿着格子衬衫。

对于中国的软件开发人员有很多俚语，比如码农的字面意思就是“编码农民”,还有“程序猿”也是习惯性的称呼。

24岁的任静(音译)是一名程序员，家住西二旗。她说，她拒绝了一些要求996工作时间的公司所提供的工作机会，也拒绝了一些面试官提出特定问题的工作机会，比如说“女孩子做开发人员是不是太难了？”和“你准备好和男朋友分手了吗？”

对于编程教育初创企业创始人俞昊然来说，他开始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一些小的改变，比如每天在跑步机上跑步，在家做早餐。最近的一个下午，他多年来第一次亲自去买了一件衣服，一件优衣库的深蓝色衬衫。

不过，他购物清单上的下一个商品已经在中关村很受欢迎。他打算买一个电动滑板，这样可以在上下班的路上节省一些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