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 5G提速是技术驱动、市场需求和产业成熟度的结果,但目前还有诸多瓶颈。
提速是技术驱动和市场需求及产业成熟度的结果
中国新闻周刊:从2016年1月正式开展5G技术试验,到今天发放第一批牌照,只用了3年半时间,与3G、4G时代相比,发展速度大大加快,为何会有这样的速度?
邬贺铨:3G、4G的时候,基本都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发放牌照几年之后,我们才开始发放牌照。而到了5G,我们基本进入了世界第一梯队。目前只有韩国、美国等少数国家发放了5G牌照,而我们未来的5G规模将远远大于这些国家。
所以,虽然我们不能说是第一个商用5G的国家,但和3G、4G的时候相比,我们这次做到跟发达国家同步,而且是最早使用5G的国家之一,这其中,既有在3G、4G的时候打下的全面的技术基础,也有中国通过5G带动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愿望。
有了技术基础,而且产业准备也较充分,所以现在来看,我们已经具有了启动商用的条件。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工信部已经先后开展了三个阶段5G技术研发实验工作,实验效果不错,是否表示已经具备5G商用的技术基础?
邬贺铨:从基站的成熟度来讲,像华为这样的企业,5G基站对外发货已经超过10万个,5G基站与4G相比不仅是性能而且在体积、功耗都有很大改进,基站已经相当成熟了。
在终端方面,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商用,但网络与终端的体验并不理想,根据报道,我们的终端会比发达国家已经商用的终端好。但跟4G比,5G终端还有些问题。第一,现在终端的品种类型还不够多,不足以提供给用户更多的选择。第二,终端的价格还比较贵,可能还要等到一定的规模才能显著降价。第三,终端的稳定性等方面可能还需要考验。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停滞不前,没有商用也不可能成熟,还需要继续努力。
另外,建网还需要一段时间,因为网络需要实现覆盖,否则用户体验就不会好。建网既有投资的问题,也有施工的问题,还有基站选址等问题,这都需要一个过程。所以,一开始商用也只能是在一些较大的城市,比较热点的地区,逐步扩大覆盖。
而且,5G的频率比实际高,在高的频率上面,传播条件会受到干扰,因此需要在商用中考验。目前做了一些预商用实验和测试,但只有全面推到商用,才是真正的检验,所以还需要在商用过程中来完善。
更重要一点,5G关键还是要靠应用和市场驱动,如果没有给用户创造价值,用户也不会去买5G的业务和终端,所以更多的要在商业过程中,不断地推动业务和应用的开发,未来更多的应用肯定是面向产业的,而产业方面离不开垂直行业的配合。
5G商用达到规模,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中国新闻周刊:4G在中国经过6年多的发展,三大电信运营商在前期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中投入巨大,至今尚未收回成本。现在又要开始5G的建设,成本问题将如何解决?
邬贺铨:4G的建设花了六七年的时间,大概是7000亿元到8000亿元的建设投资,相当于运营商每年投入1000多亿元,和此前每年运营商的投入规模差不多。
5G建设周期可能会比4G还要长,如果每年的投资强度还跟以前差不多的话,那么经过8~10年,投1万多亿元,差不多能完成。当然,运营商的投入还是希望通过业务运营得到回报,需要不断探索新的业务和应用。
4G的时候投入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原因有很多,但是你要看到在4G投入这几年,移动互联网的单位流量资费是前几年的1/10,也就是说,如果运营商不降价,应该早就盈利了。运营商也要发挥社会责任,为整个国家的信息化做一些贡献,所以看起来好像4G的建设没有创造很多的回报,但实际上这个回报不仅限于运营商收入,更体现在全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上。因此,5G很大程度也是体现在社会效益上面,更多的体现在社会的信息化,以及产业数字化等方面。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消费者而言,要体验5G服务,需要更换手机,但目前测试、预商用的5G手机价格过高,令消费者望而却步,是否会对5G商用造成阻滞?
邬贺铨:一般来讲,新一代产品的规模较小,用户量少的时候,研发投资成本肯定都要分摊到销售上,自然一开始的价格都比较高,实际上2G、3G、4G开始都有类似的情况,随着用户多了,成本自然会下降。
前一段时间内没有发牌照,所有的公司只是做个样品,没有成规模,如果从样品来预估手机终端的价格,确实离大家心理接受的程度相差太远。现在正式发放商用牌照了,相当于给手机厂商一个全面铺开的信号,只要量产,终端的成本就能下降。随着时间往后推,那么终端可选择的品种多样了,有不同价格不同档次的终端投向市场,会有价格与4G相当的终端。
可能有一批感觉经济能力承受得起,而且有需求的用户会先行尝试,随着终端的价格下降,网络的覆盖范围更宽,用户也会逐渐增长,这是一个规律。如果一开始就有大量的用户,网络跟不上,也没办法做好。
中国新闻周刊:物联网或将是5G最主要的应用场景,特别是车联网技术,目前布局如何?
邬贺铨:未来辅助驾驶、无人驾驶会是5G商用的一个很好的场景,目前来看自动驾驶还是比较远一点,因为毕竟不是说有5G就行了,5G只是帮助自动驾驶的一种很好的手段,而自动驾驶还需要各种各样的传感器,包括雷达等等,还需要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升级,以及管理制度、法规的完善,所以这是比较遥远的。
从目前来看,辅助驾驶是可以做的,对5G肯定是很好的应用,此前预商用实验,也有些运营商同汽车企业合作,但也需要完善整个道路设施,以及降低联网汽车的成本等方面着力,才能带动辅助驾驶的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中国要真正达到5G商用规模化的发展,还需要怎样的一个过程?
邬贺铨:到现在,我们国家3G、4G的移动的用户,只是占所有移动用户的85%左右,5G要发展到这个程度,时间不会比4G所用的时间短。4G到现在用了六七年,5G需要的时间至少比4G更长。
当然5G同样会遇到移动通信的一些问题,比如基站选址问题,尽管中国的基站的电磁辐射指标比欧美都要严格很多,严格10倍了,但很多中国老百姓还是会担心辐射,所以对基站的选址并不是那么容易。
在频率问题上,我们现在是工作在6GHz(千兆赫兹)以下的频段,这个频段与毫米波频段相比建网相对更快一些,但能得到的最高峰值带宽不如毫米波频段,所以未来中国5G还要采用毫米波频段,但毫米波频段上的频率已经预先分配给其他用途,所以需要进行协调,这里边有些部门利益等问题,需要政府来解决,包括基站的选址,也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引导。
此外,在很多基础核心技术上,还需要继续加大技术开发和可控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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