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杰院士：不能把科研当成修桥修路的“包工队”来管

8月9日，在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CCF YOCSEF）举办的以“科技部19条令——科研乱象的解毒剂还是止痛药？”为主题的特别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认为，“如果把所有的科研都当成修桥修路一样的包工队来管，违规的事肯定会减少，但科技是否真的能上去就很难说了。我们的大目标是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心中始终装着这个大目标，用大道理管小道理，道路一定越走越宽广。”

以下为李国杰发言实录。

科技部出了个19号令，是件好事。不依规矩，不成方圆，自律的科技生态要在“他律”的监控下才能形成。

借用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我们也可以说，严明的纪律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清晰的规矩是万万不行的。

2017年4月，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发现2012年至2016年间，有107篇刊登在《肿瘤生理学》期刊上的论文涉嫌“同行评审”造假，宣布这些来自中国的论文集中撤稿。

科技部经过认真调查后，做了严肃处理，让监督“长了牙齿”。

通过这件事的处理，科技部认识到，有必要进一步规范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建立相对统一、明晰的处理尺度和刚性的约束规则。

2019年10月出台了关于《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规定》的征求意见稿，今年7月31日正式发布19号令。

与2006年科技部颁布的11号令《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相比，19号令覆盖更全面，处罚对象扩大到实施单位、咨询评审专家和第三方服务机构；违规行为详细列出了几十条；处理措施更明确，从约谈到取消资格分成十类，强调合理区分，做到宽严相济；也明确了申述救济途径。总的来讲，19号令增加了对违规行为的威慑力，有了明文规定，托人打招呼的风气应当有所收敛，科技界的风气会进一步好转。

最近美国政府疯狂围堵打压中国，试图科技脱钩，科技人员着急的是在与美国脱钩的形势下，科技界怎么卧薪尝胆，尽快补短板，提高科技的供给能力，科技尖子人才怎么冒出来。

不违规只是及格标准，不违规的科技人员只是科技界的良民。严惩科技违规行为是发展科技的必要条件，但不是促进科技发展的充分条件。

今天来开这个会的学者多数不会满足于及格的标准，可能不是因为看到了19号令会给中国科技界带来朗朗乾坤，聚在一起欢呼科技部下了一场及时雨。到会的学者可能想得更远，有更大的抱负。我没有作充分准备，只即兴讲两点感想。

第一点感想是，良好的学风主要靠引导，不是管出来的。

历史上大禹治水不是采用他父亲使用过的堵塞的办法，而是疏导成功的。人的心灵净化也主要靠远大理想和对真善美的追求来引导。

我读初中时读过泰戈尔的诗集《飞鸟集》，其中有一句“不是槌的打击，乃是流水的载歌载舞，使鹅卵石臻于完美”。

这句诗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今天的科技界有许多不良风气，这是文革以后多年来不重视人文教育的恶果。

科技界虽然不是一块净土，但在整个社会中科技界应该不是最肮脏的地方。

媒体可能对科技界格外关注，出一件丑事就铺天盖地，满城风雨。即使是《肿瘤生理学》集中撤稿这样的国际丑闻，也与前一段时间逼迫临床医生写SCI论文的导向有关，受第三方公司所害。

科技界的违规行为不少，但要相信大多数科技工作者在兢兢业业地做科研，不是在有意造假。

至于申请人才帽子、评奖时“打招呼”托人帮忙，确实很普遍。这是一股必须刹住又很难根绝的歪风。中国人的传统是“情、理、法”，受人之托，总觉得难以驳人家的“面子”，我自己也常为此感到困扰。

希望19号文件起到清洗剂的作用，横扫这股歪风。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我们的评审制度造成的。

如果不设这些人才帽子，评成果奖不需要本人或本单位申请，本人根本不知道评审的人在评什么成果，自然打招呼的人就少了。中国计算机学会的评奖基本上是背靠背的，采取推荐制，打招呼的人就少多了。相反，优秀博士论文奖因为要各个学校上报，就有人打招呼。

第二点感想是科技界更迫切需要的是宽容。

前天参加中国信息化百人会举办的高峰论坛，其中有一上午与华为公司任正非老总座谈。

任总最近到几所大学访问，反复讲宽容出人才。他说得很明白，“要想将不同性格、不同特长、不同偏好的人凝聚在组织目标和愿景的旗帜下，靠的就是管理者的宽容。”

这次与我们座谈，他特别讲到两位大家认为科技活动“违规“的人才，一位是做基因编辑的韩春雨，另一位是所谓破解北斗卫星编码、被网上骂成”汉奸“的清华大学毕业的海外才女高杏欣。

任总认为高杏欣没犯什么损害国家利益的大错，这样的人才不要往死里打，应当吸引回国。

韩春雨发表一篇论文，声称发现了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方法，后来因有些同行不能重复实现自己撤稿，闹得纷纷扬扬，似乎成了科技打假的大事。

最近美国普渡大学一位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论文，又证实了他的结果，他自己也在网络上预发了一篇论文。现在看来他原来的结果只是实验成功率低，不是不能重复。

他的发现是否真有大的价值，我不做评论，但这件事反映了，开始的大吹大擂（诺奖级成果）和后来的无情封杀打压都有点过头，不利于基础研究。为什么不能宽容一点，既不要吹，也不要打，”让子弹飞一会儿“。

辨别一个科研成果的真伪和价值是件很细致的事，既要宽容又要耐心。

老子讲，“治大国若烹小鲜” ，烦则人劳，扰则鱼溃。我觉得，管科研也如同烹小鲜，不要动辄扰民，更不要乱折腾。做科研需要一个静心的环境，应尽量少打扰。

基础研究的结果很难预先安排，宏观上看，出人意料的重大成果往往是随机出现的，做了几年没有出很有价值的成果也是常有的事。

19号令的违规行为有一条是“随意降低目标任务和约定”，对工程性任务也许适用，对探索姓的基础研究就难以判断是不是“随意降低”。

如果大家都做一定能成功的事，或者因为怕承担结题时降低任务目标的风险，申请课题时普遍打点埋伏，提前降低一点目标要求，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就很难出现。

探索性的基础研究要想获得奇葩的果实，就要不拘一格的“广种”，充分地信任和包容，突破现有思维的边界。

我称之为“广种奇收”，成果很可能出现在申请课题的目标之外。即使是高技术开发性质的课题，技术变化很快，三年之后原来设想的技术途径走不通了也是常见的事，调整目标和技术途径是正常的决策。

如果过于看中签订课题任务书时的要求，刻舟求剑，就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了。

总之，如果把所有的科研都当成修桥修路一样的包工队来管，违规的事肯定会减少，但科技是否真的能上去就很难说了。

我们的大目标是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心中始终装着这个大目标，用大道理管小道理，道路一定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