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了，日本“社畜”的过劳问题愈演愈烈，为何得不到改善？

正逢2020年日本厚生省的《厚生劳动白皮书》发布，结合“为过劳群体代言，而过劳去世”的日本经济学家森冈孝二的那本《过劳死究竟告发了什么——现代日本的企业和劳动》，让我们看一看“社畜文化鼻祖”日本的一些血淋淋的数据。

“社畜”（しゃちく）这个词是结合日语的“会社”（即公司）与“牲畜”而来的，造词方法类似于我国常用的“加班狗”，用来自我揶揄或嘲笑他人，指那些为了公司舍弃自尊、逆来顺受，被公司当做牲畜一样压榨的底层上班族。

“社畜”文化让每一个上班族感同身受，因此在日本派生出了很多以“社畜”生活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以动漫和游戏为主，他们把“社畜”当作了一种萌属性以及调侃题材。目前，对“社畜”文化的吐槽在日本已经几乎成了一个老少皆知的梗，但日本的职场文化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社畜”的工作环境也没有因此得到明显改善。

在东亚的儒家文化圈里，劳动是一种不可动摇的正面价值观，是一种不可质疑的美德。日本更是出名的“加班大国”，在日文中有“超勤文化”的表述，也被说成“过劳文化”。日本一度认为，战后经济快速发展有赖于日本民众“自觉自愿的工作精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员工每周工作时间一度接近60个小时，甚至产生了“有条件要加班，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加班”的奇怪环境。

这种“加班文化”在日本经济泡沫崩溃后，非但没有偃旗息鼓，反而愈演愈烈。最近十年，质疑“加班文化”的声音越来越多，由于过劳造成的事故也越来越多。为此，政府不得不以立法的形式强制限制员工加班。

日本人推崇“社畜”文化：

30到40岁的青壮年，每周工作超60小时

早在1988年，致力于工伤认定服务的律师组织开设了“过劳死110热线”，过劳死就成了现代日本深刻的社会问题而被广泛关注。随后成立了很多NPO组织，以“过劳死辩护团全国联络会议”和“全国关注过劳死家庭会议”为中心的团体，为推动“过劳”被定为工伤的司法和行政的进程做出了卓越贡献。

时隔30多年，日本的过劳问题得到了改善吗？不，并没有。

2020年日本厚生省的《厚生劳动白皮书》数据显示，1989年男性平均51小时、女性平均40小时的周工作时间，到2019年经过不断调整与整治，总体男性周平均工作时间压缩到42.6小时、女性为32.3小时。尤其是“自杀性社畜”每周工作60小时（12小时/天）以上的男性非农林产业员工，从1989年685万人，到了2019年减少到一半，为314万人。不过总体还是约占总体人数的10%左右。

数据看起来是降了，但是根据日本劳动基本法的规定，劳动者每周工作40个小时，每天工作不能超过8小时，并且每周休息2天，每年带薪休假20天，在此基础上如果获得全国节假日15天，那么每年工作日为226天，每年工作1808个小时。

而本次数据中每周34小时以下的人数占比，从1989年的5.9%增加到2019年的19%，看起来劳动时间急剧减少，但是每周34小时就意味着周休两天每天7小时，比日本正规员工每周40小时还少，这就意味这群人主要是专职主妇们走出家庭开始兼职的临时工，以及雇佣制的小时工。

青壮年正规雇佣员工，根据日本总务省调查数据显示，

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的人中，30到40岁的青壮年（这群人绝大部分为正式雇佣员工）占了一半，说明日本的年功序列制（年龄愈大，在企业内的工龄愈长，工资就越高）的根本性矛盾尚未得到改善

，而正是雇佣员工的待遇依旧值得考量。

年功序列制，是建立在为组织的工作时间和个人资历，而不是绩效或其他特征基础上的员工基本报酬制度和晋升制度，和终身雇佣制、组织工会制并称为日本经营的“三大法宝”。

生活满意度调查中，“认为自己生活非常痛苦”和“认为自己生活有点痛苦”的人2项合计，1989年为37.7%，到2019年却超过了一半为54.4%。

根据森冈书中说明的，企业想尽办法不支付员工的加班补贴，是日本“社畜”文化的温床，因为很多企业有非正规雇佣员工（下文会提到），再加上员工自愿申报加班时间等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地压榨员工地利益而换取自己的利益，让很多员工无法真的拿到加班费。

根据2012年调查推算，每个人每年未支付补贴的加班时长为331小时，按照时薪1950日元计算，每年总金额为80多万日元。同年全国约有3284万正规劳动者，那么每年未被支付的加班补贴的总金额约为26兆亿日元，无偿加班总时长高达108亿个小时，相当于每年535万人的工作总时长。

2018年日本《自杀对策白皮书》中显示，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15——35岁”的年轻人自杀率超高的国家，职场人因为过度劳动、职场压力；学生因为前途无望，找工作压力大，选择轻生。

身体的摧残是其次，精神伤害案件翻了1倍。日本奇特的企业文化和上下级关系的文章，相信大家都读过不少。

《半泽直树》中的下跪、陪酒、随意谩骂真的不是凭空想象，都是现实的缩影。白皮书数据显示，2019年日本过劳死赔偿案件共有2996件，其中精神损失案件2060件（女性952起），46%的人获得赔偿。

而职权骚扰案件也逐渐增多，日本各省市劳动局的“劳动基准监督署”接到的职权骚扰、职场骚扰咨询就有87570起，比2015年的66566起增加了31.5%。

双职工家庭数量翻倍了，收入还不如30年前

可怕的是，日本职场奉行着“自愿加班”和“工作到死”的理念。

企业中心社会指的是，企业不只是劳动者的职场生活，同样也支配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的社会。个人的发展自然也要围绕企业的要求，比如大学选择好就业、高生产率的专业，工作之后不结婚、不生子，牺牲一切休息时间加班，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社畜。

森冈在书中指出，人们是通过“过劳死”，通过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向世人揭发了这一残酷的社会问题。

战后一系列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政策，1957年《新长期经济计划》、1960年《国民所得倍增计划》、1962年《新产业都市建设促进法》等等，让世界第一次石油危机下的日本在1970年仍旧维持经济高速发展。1970年，日本创下经济增长率接近10%的历史记录，GDP体量达到1956年《经济白皮书》中预计的4倍以上。与此同时每个人获得了3倍的劳动报酬，其中包括工资和福利保障。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人的家庭年收入一直飙高的，那时候一个成年男子养家糊口丝毫不成问题。那也是那个年代日本社会对“专职主妇”形象推崇的社会背景之一。

但是，如今即使双职工家庭，年收入还不如30年前。

白皮书显示，夫妻双方都工作的双职工家庭数量也翻倍了，从1989年的783万户增加到2019年的1245万户。但是他们的家庭总收入却赶不上物价增幅，反而下降了。1989年全日本人均家庭收入为368.7万日元，2019年物价增幅加权数据之后为346万日元。有工作的家庭（夫妻双方有一方工作或者2人都有工作）平均收入从1997年的726万日元，降到了2018年的633.3万日元。

从1997年以后，日本的家庭年收入400万日元未满总数开始逐年增加，而500万日元以上的总数一直在下跌。而存款上看，未到100万日元（6.5万人民币）的人，2018年约有30.5%，26.3%的人存款超过2000万日元（约130万人民币），中间阶层的人在缩小，1993年月60%的中间人群，到2018年已经只有43%左右。

非正规雇佣工普及，但可能一辈子拿最低时薪

正规雇佣员工的统计数据上是如此，让我们看看非正式雇佣形态的员工怎样？

非正规劳动者并没有正式的法律定义，但是相比于企业直接签约且期限不定的全职员工来说，兼职、合同工、派遣员工等各种形态的雇佣方式所组成的庞大群体。

《白皮书》显示，2019年（令和元年）非正规雇佣劳动者人数从1989年（平成元年）的817万人增至2165万人，占比也从19.1%增至38.3%。说明日本拿着“月薪”，享受正常退休金的正规雇佣工比例锐减，而拿时薪的小时工数量翻了近3倍，而其中退休后的高龄劳动者和日本近几年一直鼓励的女性劳动者占了很大比例。

随着就职冰河期的到来，日本推动了非正规雇佣制度的普及，小时工、临时工、合同工等形态的日本非正规就业人口增长了2.6倍，从817万人增加到2165万人，占比达到历史最高的40%。其中男性229万人增至691万人，占比为22.9%；女性588万人增至1475万人，占比高达56%。

注：就职冰河期世代，是指1971-1984年出生，正好1993年日本经济泡沫崩坏开始，一直到2005年间就业的人群。经济泡沫崩溃后，日本人普遍对未来不抱有希望，很多人失去干劲，找不到工作的人很多。

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促进社会发展，日本开始重视非正规雇佣形态的发展。这部分人员虽然时间自由，换工作随意，但是工作一般都较为基础，拿最低时薪，属于编外人士，与总公司升职加薪的晋升制度无缘，无奖金、不算职业年限，没有正式员工的各项社会保险、退休金等，年度收入超过103万日元（6.5万人民币）的人需要跟正式雇佣人员一样交同等收入税（学生和被扶养对象除外）。

而企业方，对于非正规雇佣人员的采用主要原因，根据厚生省2014年的《就业形态多样化实况调查》中38.6%的企业表示“为了节约佣金成本”，32.9%的企业表示“为了适应公司1天/1周内的闲忙安排”，另有30.7的公司表示“能确保对速战能力强的人才”。

1月4日，日本厚生省统计数据显示，新冠疫情下日本2020年解雇人数为7万9608人，其中非正规劳动者约为3万8千人，占比约有一半。

临时工、小时工一直是公司出现破绽，或者遇到危机公关事件时的高频词汇。在日本，小时工、非雇佣员工、派遣员背锅的例子也是层出不穷。不过与国内的实习期、试用期后转正的制度不一样的是，日本的小时工可能是一辈子、更可能一辈子拿一样的时薪。

同工同酬？可能一辈子拿最低时薪。

非正规雇佣工的时薪，并不会因为工作年限的增加而增加，根据白皮书调查，20岁出头刚入职的人可能起点一样，2019年非正规雇佣员工时薪约1071日元（人民币约65每小时），正式员工1333日元；但是到了个人事业发展顶峰的50-59岁，正式员工的时薪翻倍了，约2477日元，但是非正式员工还是1140日元左右，并一直保持与社会人均最低工资一致。

非正式员工**随时面临被解雇风险，科技带来的冲击也最大**

更可怕的是，最近10年，日本的时薪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而且随时面临被解雇的风险。这与1993年施行的《派遣劳动保护法》以及2010年以来日本推动的“正规雇佣·费正规雇佣人员同工同酬”运动背道而驰。

2018年日本推行的《工作方式改革实行计划》开始，根据日本《劳动基本法》第36条第1项小时，法定劳动外加班时间，除非有临时特别事情，原则上不能超过每月45小时，每年360小时；即使有临时特别事情发生，也应在与劳动者本人协商同意后，不能超过每年720小时，工作时间外工作也不能连续6个月每月超过45小时。尤其是对司机、医生等有更多较为宽松的工作环境改造措施。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全球都是通用的，比如《劳动契约法修正案》中规定，一个非雇佣员工连续工作5年后，劳动者有权申请雇佣长期化，重新签订无期劳动契约关系，当然相应的福利待遇也都有大幅提高。

但是，如果在日本时间呆的够久，你可能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临时工的临时工。也就是在某个临时工工作年限快到5年的时候，解除合同工工作关系，聘用一个新的代替一年半载，之后再重新回聘原来那位被解聘的员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时间上的断层，就不属于“连续工作5年”，自然没权利申请无期雇佣员工。

不过2018年政府发现钻该漏洞空子的企业太多，已经将“连续5年”改称“合计5年”了。可是实际申请权利是在劳动者手上的，劳动者敢不敢申请，申请了批不批，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再对比一下拼多多正式员工和饿了么外包平台骑手的遭遇，具体参看钛媒体APP之前报道：《拼多多员工离世事件进展： 在家时买好回沪机票，事发前刚转正》，公司对转正后的谭员工死亡表示“将全力配合谭某林离世的善后工作”；而外卖骑手小时工猝死，饿了么则表示：韩某伟与平台并无任何关系，平台出于人道主义，愿给家属提供2000元，其他则以保险公司理赔为主。也就是一条鲜活生命因为是临时工，只能赔偿32000元。而后因为外卖骑手猝死赔偿低引发舆论哗然，饿了么才紧急提升保额至60万元。

人工智能、物联网、5G技术发展，对日本产业结构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201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了《社会雇佣和移民劳工白皮书》表示，基础工种的机器人化的推进，对社会基层员工带来极大危险，尤其是服务业、护理工等。

日本引以为豪的服务业、老人福利院等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逆转。201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日本各行业自动化发展数据统计显示：

农林牧副渔业、食品制造业、建设行业、不动产行业、娱乐行业等面临着被机器人淘汰的危险，而职位上来说，CEO、公务员、议员丝毫不会受到影响，但是位于底层的基层员工，如店员、清扫员、司机、厨师等几乎都是面临失业危险。

日本政府推行的“人生百年”计划，**工作到死？**

出生率年年新低的日本，日本“纺锤状”的人口结构，如今已经进化成陀螺状：15岁以下的儿童人口和15岁到65岁的劳动力人口不断减少，而老年人口不断增加。除了2019年4月1日日本会实施《新入境管理法》，用放宽入境劳动力水准的办法解决日本国内的严重劳动力不足问题（具体请看钛媒体APP之前文章《安倍首次给中国人拜年，还不是因为网红“雪梨”！》），还对本国劳动力动起了脑筋。

那就是对现有人口的劳动力进行“重新定义”。厚生省这份报告里，将高龄劳动者和女性劳动者摆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很多数据值得反思和斟酌。

2019年日本男性平均寿命为81.41岁，女性为87.45岁，预计2040年男性83.27岁，女性89.63岁，到时候至少有40%的男性能活到90岁，而20%的女性能活到100岁。

白皮书统计数据有对“你认为多少岁以上的人是老年人”一项，1994年70岁以上为主流答案，但是到2014年回答75到80岁才能被叫老年人的人占到48.8%。且问卷调查中有20%的人表示只要自己能工作就希望一直工作，40%的人表示即使过了退休年龄70岁也希望继续工作。

虽然这一方面说明日本真的人均寿命惊人，但是另一方面，这份白皮书四处透露着一种“请工作到死”和“只要能动就要工作”的气息。1990年为了保证日本年轻人的工作机会，规定60岁必须退休；但是1994年日本《高龄人群雇佣安定法案》出台，2004年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2012年同法修订案，出台“继续雇佣制度”，也就是员工退休后的返聘，企业有义务确保员工延长退休时间，真正的退休年龄被无限延长。

同理还有高速经济增长时期未被开发的女性劳动力的重视。日本女性就业意识的M型魔咒，在日本税制改革、日本《男女雇用机会平等法案》《产假法案》《短期劳动者雇佣管理改善法案》颁布，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女性意识崛起思潮之下有了极大改善。

2019年适婚年龄（20岁以后）女性的就业欲望显著提高，其中婚后想当职业主妇的人从1987年的23.9%将至7.5%，不过同时，不结婚一心扑事业的女性也从7.1%激增至21%，丁克族也翻了一倍，1987年1.4%增至3.8%。

写在最后：谁杀死了社畜？

《文化纵横》此前发表了一篇名为《算法支配的中国人, 正面临最冷酷的剥削》的文章，也探讨了互联网时代为何还会出现过劳的原因。

作者复旦大学高级研究员沙烨提到：马克思在1844年提出异化的概念时，是不会想到在互联网时代，企业家能把异化做到如此的极致。对，就是互联网时代人人推崇的“极致”。这些“极致”自然都归功于科技的进步，是科技把原本已经不能拆分的个体，硬生生地拆分成了一个个信息数据。

正如《外卖骑手》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吃数据饭的。”美团配送站站长金壮壮这样定义自己。对于一个配送站，最重要的数据包括：承接的单量、超时率、差评率、投诉率，其中，超时率是重中之重，因为，很多差评和投诉的原因，也是超时。”

但是科技再发达，监视我们生活的还是人；同理，科技再发达，剥削劳动者依旧的还是人，而不是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