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处理一本万利？湿垃圾处置遭遇犹豫和观望

2020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固废法》为垃圾处理产业带来了更大的机遇，威立雅华菲高分子科技（浙江）有限公司（下称“威立雅华菲”）方面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近年来，随着国内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威立雅华菲一直加大在危废（包括医废）处理、资源循环利用等方面的投入，例如在工业服务领域，威立雅华菲在河北、山东和东北一些省份等新建了一些危废项目；在固废处理领域，除了继续投资运营传统的垃圾焚烧、垃圾填埋气发电等项目，威立雅华菲近年来还在多地管理运营废弃电子电器设备回收、塑料回收、船舶回收利用等项目。

“《新固废法》的亮点很多，尤其在推动医疗废物监管、生活垃圾分类管理、限塑以及危废监管等方面对行业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我们认为，相关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将推动国内固废处理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同时，《新固废法》的实施也会给行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需要出台一系列配套的实施细则，需要产业链上下游尽快调整和布局，做好相互衔接和协同。”威立雅华菲方面表示。

塑料制品的回收和处理目前相对成熟，此前国家相关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为禁止、限制使用的塑料制品明确了具体的退出时间表。根据该文件，我国将在2020年底率先在部分地区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目前市场上关注度较高的可降解塑料主要为PLA（聚乳酸）和PBAT（聚己二酸）。中粮科技（000930.SZ）、金发科技、金丹科技（300829.SZ）、万华化学（600309.SH）、瑞丰高材（300243.SZ）等多家公司都已有了PLA和PBAT的项目规划，预计2021年～2022年将是投产的高峰期。

作为垃圾处理的几大模式——焚烧、填埋和可循环处理等，其中干垃圾的焚烧处理产业颇为成熟，收益也比较稳定。比如干垃圾燃烧中产生的热能可以为垃圾处理厂带来营收。相对而言，可循环处理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而湿垃圾的处理则有待成熟。

中信建投公用环保分析师万炜认为，《新固废法》在法律层面确定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我国湿垃圾分离量将迎来明显增长，从而推动后端处置需求快速落地。中信建投针对46个重点城市测算其潜在湿垃圾处置市场，结果显示，如果2023年底46个重点城市全面完成垃圾分类体系，对应总的湿垃圾处置产能有望达14.65万吨/天，年化复合增速高达33.8%，湿垃圾处理产能缺口为8.54万吨/天，对应总投资规模为512亿元。

湿垃圾处理的产能存在缺口，但背后折射出垃圾处理企业在进入该市场时的犹豫和观望心态。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生物质能产业分会秘书长张大勇认为，餐厨垃圾处理补贴拖欠、餐厨垃圾处理能力不足等都是垃圾处理产业链面临的问题。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上海实行干湿垃圾分离以后，垃圾的入炉量大概减少了30%左右，一方面垃圾处理量减少了，另一方面处置费用却居高不下，进入处理厂之后，湿垃圾的焚烧处理价格达到了普通垃圾的3倍。高昂的处理费用和技术路径的不确定性，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处于观望状态。

“现在湿垃圾处理上马的项目不多，因为全国很多城市都在观望上海的湿垃圾处理能不能做起来，现在上海的终端处置设施都还没完全建起来，所以其他城市也在观望中。”上述业内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关于湿垃圾的处理路径，目前业内仍有多种争论的声音，主要的处理方式有几种：第一，将湿垃圾挤压、脱水之后，剩下的垃圾渣到炉子里一起烧掉，挤压出来的渗滤液液则进入垃圾电厂的渗滤液处理系统，通过水处理的方式进行处理。在上海电气环保集团副总裁张学林看来，这个方法最简单直接，但可能和实行干湿分离的终极目标是有差异的。

第二种处理方式，则是湿垃圾通过厌氧发酵产生沼气，沼气就是一种资源，可以用来发电。在厌氧发酵之后，又会产生一个技术路径的分水岭，一种简单的做法是将产生的沼渣继续焚烧，另一种方法则是对沼渣再进行耗氧堆肥，然后产出营养土或者有机肥，实现资源化利用，而不是简单烧掉。“现在资源化的方式，大家都还在探索，我认为是湿垃圾最理想的处置方式还是堆肥。”张学林认为，要促使湿垃圾堆肥处置模式进一步推广，需要国家在肥料指标和政策上向有机肥更多地开放。

另一方面，商业模式也决定了垃圾处理企业更多地在红海中“厮杀”。

张学林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垃圾处理企业的费用主要来自几个方面：首先是垃圾处置费用，不管是BOT项目还是PPP项目，在招商引资的时候，政府都会根据投资总额和收益率计算出补贴费用，例如生活垃圾处理费从50元/吨～200元/吨，各地的费用有所不同；而针对工业危废垃圾，产废单位也需要付费让垃圾处理厂进行处理。其次，上网发电也会带来一部分收益，目前国家对于垃圾发电的上网电价有新能源补贴政策，通常高于当地的脱硫燃煤标杆电价。总体而言，垃圾处置费用和上网发电收益两个部分，组成了垃圾发电企业的收入。

“目前危废处理的利润和投资收益率会高一些，垃圾发电项目则相对低一些。”张学林强调，垃圾发电是一种刚需，只要城市在、人口在，那么垃圾量是一定会存在的，因此对于企业而言，这部分的收入相对稳定。在垃圾发电项目中，政府一般会和企业签订特许经营协议，区域内的垃圾都要送到协议垃圾厂来处理，因此有了特许经营协议后，一家企业在当地基本就不再面临市场竞争的压力。

而危废垃圾处理则是直接面对市场，不经由政府支付，一方面市场竞争激烈，另一方面危废垃圾产量不稳定，如果危废产量减少，企业收益也会随之减少。张学林透露，一些地方的危废处置价格和两年前相比，下降了约40%，一些危废处置企业甚至处于亏损边缘。

与此同时，稳定的生活垃圾处置市场空间也在不断缩小。“现在一共有300多座地级市，这些城市的垃圾发电项目基本已经做完了，只剩下西部地区的少量城市还有市场空间，做一个少一个，这个市场就越做越小了。”张学林说。

但这并不意味着垃圾处理市场将会萎缩，相反，张学林认为，未来3～5年行业将会出现一个新的爆发式增长，从前的增长是在大中城市，接下来的增长点则可能是农村。

“全国县和县以上的城市大概有1800多个，现在真正有终端处置能力的城市只有300多个，剩下还有1500多个城市实际上是没有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终端处置能力。”张学林认为，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为什么这个巨大的市场目前还没有得到充分开发？

业界认为，主要原因仍然是经济账。这些县或者县级市的人口区间通常在10万～30万人，生活垃圾产量有限，如果垃圾处置企业沿用传统的焚烧发电，将会存在技术上的不适应，热利用效率难以提高。此外，“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尽管垃圾产量小，但企业还是要建设所有的配套设施和运营系统，单位投资成本会显著增加，但单位投资收益会显著下降，因此未来还需要有关部门加大相关补贴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