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冠病毒不断进化，死亡率会降低吗？

尽管如此，许多专家一致认为，我们丝毫不应该对该结论感到惊讶，因为所有病毒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染性变得更强，致病性更低，从进化角度来看，病原体伤害它赖以生存的宿主是没有道理的，依据这个推理，病毒攻击性不过是暂时的进化失衡。

但是这个看似较合理的推理链遭到一项声明的无情抨击，该声明指出，具有高度传染性的B117病毒变种与“死亡风险的增加有关”，具有现实可能性。目前，英国新型呼吸道病毒威胁咨询小组初步评估表明，B117病毒变种致死率比新冠病毒高30%左右。

但也许这仅是一个例外，我们仍然可以相信新冠病毒会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那么这个观点的证据是什么呢？我们对预测进化将如何塑造病原体和宿主之间的关系有多大的信心呢？

毒性下降定律

细菌学家、比较病理学家西奥博尔德·史密斯（1859-1934年）在19世纪末开始提出“毒性下降定律”。

史密斯在19世纪80年代研究牛虱传播疾病时，开始意识到疾病的严重程度取决于之前感染的程度，与第一次接触该病原体的牛相比，反复接触这种病原体的牛再次患病概率明显降低，从而史密斯推断称，这是因为宿主和病原体随着时间的不断磨合，形成了一种相互良性的关系。

之后关于“毒性下降定律”的故事发生了明显逆转，1859年，欧洲兔子引入澳大利亚，对澳大利亚当地动植物带来了毁灭性灾难，政府拒绝了路易斯·巴斯德提出的将家禽霍乱用于生物防治剂的建议后，农业部开始使用粘液瘤病毒，这是一种高度物种特异性疾病，兔子感染后会死亡率极高。

到20世纪50年代，粘液瘤病毒在兔子群体中迅速传播，病毒学家弗兰克·芬纳认识到这个独特实验提供的机遇，记录了该疾病的毒性如何在几年内从99.5%的死亡率下降至90%左右，这被认为是强有力的经验证据，支持史密斯的“毒性下降定律”，现在自然界也偶尔存在该定律现象。

挑战毒性下降定律

大约在同一时期，才华横溢的年轻澳大利亚数学家罗伯特·梅伊偶然发现擅长研究动物种群调节的杰出生态学家查尔斯·伯奇的研究成果，对此颇受启发，随后他与流行病学家罗伊·安德森合作，开创了数学模型在传染病生态学和进化中的应用。到20世纪70年代，梅伊和安德森已开发出毒性演化的“权衡模型”——这是100年来首个挑战史密斯毒性下降定律的理论模型。

依据“权衡模型”理论，病原体的毒性并不一定会限制病原体从一个宿主传播到另一个宿主的容易程度，它甚至可能不断增强，如果没有假定的毒性进化代价，就没有理由相信疾病的严重程度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降低。相反，梅伊和安德森提出，任何给定病原体的最佳毒性水平将由一系列因素决定，例如：易感宿主的可用性，以及从感染到出现症状的时间间隔。

最后一个因素是新冠病毒流行病学的一个关键方面，从感染到死亡（如果发生的话）有很长一段时间，这意味着新冠病毒在杀死当前宿主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复制和传播窗口。

目前，权衡模型被广泛接受，它强调每种宿主-病原体的组合都必须单独考虑，没有普遍的进化规律可以预测这些组合关系将如何发展，当然也没有理由唤起降低毒性的必然性。

很少或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毒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虽然最新出现的病原体，例如：艾滋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往往是高度致命的，但反过来却不是这样。许多古老的疾病，例如：肺结核和淋病，在现今可能仍与以前一样致命。

环境的变化也可能将趋势引导至另一个方向，登革热至少从18世纪就开始摧残折磨着人类，但有证明显示，在过去50年左右的时间里，越来越多、且不断流动的人口导致了登革热毒性显著增强。即使是导致兔子死亡的粘液瘤病毒案例也不例外，在芬纳的早期报告之后，粘液瘤病毒的毒性几乎没有下降，甚至可能略有上升。

有一定道理，但并非不可避免

当然，这些反面案例并不能证明新冠病毒的毒性不会下降，在这种权衡模式下，毒性下降作为诸多潜在结果之一，当然是可信的。

相反，突变可能增强病毒复制率，同时提高毒性和传播能力，虽然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来确认，但事实上确切的机制可能很难确定，但目前关于B117病毒变异的最新证据，更多地指向了新冠病毒死亡率在不断增大。（叶倾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