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想成为互联网大厂“标准件”

眼看下半年的秋招要启动，秀媛为自己的前途和“钱途”着想，想去大厂试试。

大厂的工作时间超长，绩效考核严苛，对35岁以上的人群不友好，这些秀媛或多或少知道，但至少在校内声势浩大的实习宣讲会上，大厂允诺能提供免费的下午茶、健身房和班车。

一入“厂”门深似海——处理琐碎重复的事务；应付无穷无尽的对接、汇报；除了习得行业黑话，很难说真正学会了什么……然而，像秀媛一样的学生们还是想入“厂”去。

如梦初醒

这是一个缓慢“醒”来的过程。

秀媛有一个高中同学，很早决定不读研，大二就出去实习，秀媛那会儿不理解他，“觉得太早了”。等到大三暑假，秀媛才发觉，是自己开始得太晚。

秀媛去出版社实习过，很羡慕老编辑们，觉得他们都很厉害，有的懂几国外语。可是，清闲的地方大多饱和，没有招聘名额。

她想维持写作的爱好，但与文学创作有关的工作很有限。互联网大厂内与内容创作有关的工作成为她的一个选择，诸如腾讯谷雨、阿里影业。可是，她直接触碰才知道，获得一个大厂的实习机会都没那么容易。

实习是“铺垫”着来的。有的实习生面试，公司要考察“上一次实习的成果”，这等于在校园之外开辟了一条新的“赛道”。菲菲对记者说，许多同学联系实习就会留心这份实习能不能出成果，能不能当下份实习的“跳板”。

菲菲本科读的学校非常“佛系”，同学们实习不多，大都计划毕业去二三线城市工作，但菲菲想进取一些。

换学校读研究生后，她身边的氛围骤变。为了追逐资源，一个实习机会丢到学生群里，很多同学会去加发信息的人，打听对面团队的情况。

菲菲对记者演示面试时该有的自我介绍：“我的上一份实习是和我的mentor（注：实习企业内的指导者）从0到1地对网站内×品类视频进行了定义的确定，对同行业的类似内容进行了调研，在此基础上举办了×线上活动，播放量达到了×量级，较之前有怎样的提高……”

“你觉得播放量有提升是出于你的努力，还是运气使然？”记者问。

“站内的这些视频都是博主自己生产的，”她想了想，“但运营干预的作用也是一定存在的。”

梁柯是留美硕士，目前在某“大厂”每天看购物直播的流量数据。此前，因为“本科专业不对口”，以及“实习经历不够丰富”，他也在招聘的面试环节碰过壁。

梁柯亲历的群面“特别刺激”，每个参加者有1分钟做自我介绍，他发现自己的竞争者大多来自985高校，要不就是排名比肩的海外名校。而利用课余时间做社交账号、积累了几万粉丝的人，也不在少数。

接下去，这些人要一起讨论一个乍一听易于回答的问题：“被丢弃在一个荒岛上，要怎么求生？”

第一次应付这样的场面，梁柯张口结舌，慌乱无措。而准备充分的人则率先拿出商科理论，开始分类讨论：“先假设短时间可以得救，那么，要把哪些东西抬高优先级，如果短时间不能，那么……”全部的脑力投入去思考“如何有理有据地接着说下一句”，像辩论赛一样煎熬。

经历完面试，“感到’自闭’，感到自己像一个废物。”他说。

“新冠”疫情以前，梁柯有些学长学姐会为了一场这样的面试，周末飞回国内，周一再飞去美国。

几乎是有些释然地，梁柯提起自己某一任mentor对他的评价：“学历不是最好的，经历也不够丰富，但应该不会挑着活儿干。”

经过一番搏斗，梁柯入职了一家互联网大厂。最近，他每天在公司待上12小时，经常没有周末。

团队里的实习生，有的是著名某附中毕业，清北在读的本科生，他们的工作能力看上去不输给自己。梁柯感到一阵凛然。

“挣”履历

某明星最近直播带货收益不好，问题出在哪里？梁柯开始调研粉丝人群特征，拆分为性别、年龄、收入水平……仍然是把哪些指标“抬高优先级”的老问题。

“并没有特别成体系的方法论。”梁柯形容，目前的数据分析工作不太需要学校里学到的知识。

在表格与表格之间切换，他边念叨着，“踏实肯干”是让自己立足的品质。梁柯和父母同住，这样早出晚归，家人并不理解他，觉得何必如此。

找工作的时候，梁柯参加过付费咨询，问自己适合互联网的哪个版块，答案是做运营，因为他执行力强，擅长与人沟通。后来如愿以偿，但梁柯还是特别焦虑，“从求职到入职，是一个过渡期，入职到适应职场，又是一个过渡期，没完没了啊。”

梁柯想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他知道，与行业的大趋势抗衡是没有益处的——梁柯本科学土木工程，毕业后在工地上一待，对工作的憧憬轻易地破碎了。现在，他可以用一种不在意的口吻对记者说，工地上经常不遵守规范，导致他学的东西无用武之地；那种承包工程的家族企业，领导们都是亲戚关系。于是，他横下一条心，去海外读工商管理。

他认为建筑行业是夕阳行业，画图十年，兴许给一个“项目经理”的名头。半路改道互联网是艰险的，但其他的路难道不是？

“挺累的，每天下班挺晚。”入职几天之后，他无奈地对记者说。

菲菲也说，一开始进互联网大厂实习，“都是做了充分心理准备的”。她觉得，这份琐碎而繁重的工作能给自己带来回报，先是下一份实习，然后是正式工作，再往后是升职……工作是无聊的，但互联网在眼下是一个妥当、有前景的去处。

她进“大厂”实习，参加的几个线上活动，播放量都轻松地上几千万，很快就“挣”到找下份实习的履历。

她在这些活动中的角色经常是一个“翻译”。各个活动有海报、里里外外的零碎设计，“大厂”经常外包给公司外部的团队去做；内部周转率又很高，领导们都很忙。于是，这样的状况总会出现：某位领导看一眼样图，回复“不好看”，这时距离活动的上线只有几个小时。菲菲点开设计师的头像，把领导的一句“不好看”“翻译”成——“亲，这个图看上去还不错呢，但可不可以把这个元素往右边稍过去一点~”

多线程客服

在微信的另一头，设计师不情不愿地把图片改好了。菲菲把图片依序填进“大厂”的后台，生成一张花团锦簇的海报。她继续做一些复制黏贴的工作，等做完这些，就是地铁几乎停运的时间。

她面对设计师们并没什么甲方的权威，虽然他们一般也不知道她只是实习生。“设计师都知道‘大厂’要抢时间，”菲菲说，“而且这时候你临时找不到别人。有的人不想改，那只能跟他讲道理，帮他想好修改的方案……”

“我以前说话不是这样。”菲菲笑起来。她刚入职，带她的正式员工提点她，“对接的语气能否更柔和一点？这样沟通成本更低。”于是，菲菲自觉地在微信上改用甜腻的声口，问句一般用“呀”或“哇”结尾，拖着一个波浪线。

建了无数个用来对接的群，她温柔地对设计师说话，至于上传视频的博主们，他们对菲菲能更客气一点。被正式员工培训了一下，菲菲觉得自己有资格对博主们说，“封面图片换一张？音效出来得更早一些？”

这些琐碎的设计对结果的影响也许并不大。有时候，菲菲把自认为优质的视频提到醒目位置，发现流量惨淡，也不禁想，“是我的眼光问题吗？为什么大家不认可我？”

她觉得自己像大厂里的一台客服电话，同时接着好几条热线。后来菲菲换了一家“厂”，团队里有个大二的孩子，只有一个工作群，每天坐着打字、回答同一批问题。“是个更细分的客服。”

菲菲的朋友文佳向记者“科普”进大厂实习的线路——头一份实习要不是在业务类似的“小厂”，要不选“大厂”的外包公司，要有耐心地循序渐进、“包抄”过去。

在疫情中，文佳搞到一份大厂的线上实习。她高高兴兴地参加完培训，开始和整个实习团队一起“挖墙脚”，到公司竞争对手的平台上给受欢迎的博主挨个发私信，靠亲切可爱的语气，层层叠叠的波浪线，千篇一律地许诺更多的流量和钱，把对方拉到自己的平台上。

文佳非常震撼，又感到这工作实在无趣。她不死心，后来又找了一家“厂”实习，认识了菲菲。文佳和菲菲的团队给博主们发奖，看见这个博主单篇流量高，而那个博主发帖频率更高，总是吃不准。她们琐琐碎碎地统计了一下午，报领导们批。

她看着那些正式员工，他们正忙着检讨为什么最近的流量不够好。在“大厂”里，工作进度汇总到excel表格，各种现象拆分成数据，但有的时候，“数据不好”似乎找不到任何理由。

“这样下去是‘沉淀’（学）不到东西的……”已经习得互联网公司黑话的文佳心里还是直打鼓。

没个性的“语言”

梁柯能说流利英语，求职的时候，这是他求职时的“卖点”之一。他外向，喜欢互联网，在社交平台上也很受欢迎。

进了大厂以后，他却为自己“不会说话”而苦恼。有人指摘过他，不懂互联网黑话，满口大白话，无法代表大厂对接高端客户。梁柯于是学着用“沉淀”代替“学”，总结的话术也变成“联动一个组合拳，引爆一个什么点，打造什么差异化……”

操起这门“外语”，梁柯有时候不确定自己在说什么，担心被人拆穿。

今年，4月，互联网“黑话”被舆论炒开，引发一阵嘲笑。

但是，不止梁柯一个人对记者说，去互联网行业的好处之一是可以逃离另一种 “语言”，一套他们更学不会的生活方式。

梁柯毫不讳言，“大的金融公司、咨询公司，不还是喜欢招家里有产业的年轻人，好招揽客户？”梁柯说女朋友去这些公司实习，很努力，但没能留下来，原因是“没有资本”。

而梁柯进了互联网公司，主要对接“网红”们，这种沟通的压力不大。

研究生陆榄刚拿到去某“大厂”的实习机会。他觉得，互联网黑话就和学术用语一样入门时必然要学，没什么可大惊小怪。

陆榄在农村出生、小镇上长大，他说，自己一定要留在大城市生活，因为“适应不了老家的语言”。

他考去了离家乡很远的大学。逢年过节地回家乡，陆榄对老家的朋友们简直“反感”起来——他们推推搡搡、粗声大气地说话、吹牛，正话反说，表达亲昵和幽默感。

相比之下，“大厂”圈子的用语简单明了。为了进“厂”，陆榄也联络了一些学长学姐。他和学长们之间，说话都很客气。有时请人帮个小忙，陆榄会给人发一个哭泣的小动物的表情。

“这是一种虚假的热情。”文佳说。做了几个月“客服”之后，她更厌恶不带个性地“热情”说话，无法想象“厂”外的有些同龄人喜欢这一点。

曾有受访者对记者讲过与陆榄类似的意思。来自小县城的她一心考到大城市去，脱离熟人社会，觉得当一个数据相关的“白领”能让她自由，但她后来又惊惧于“厂”里藏在热情语气下的冷漠，数据是冰冷的，人情是淡薄的。

漫长的“高考”

为了准备“秋招”，秀媛看过各种给应届生支招的网帖。最近，她对“大厂”的理解是“像高考一样”。

也许这是一场漫长的“高考”：在头部企业辛苦地“熬”上几年，到其他公司应聘去，就能被当做一个“标准件”，相当于考出了一个好的分数，或者收获又一张985高校文凭。

她对于进出版社的态度变得更复杂。据秀媛分析，不仅进入出版社工作很难，而且，如果套用前述“大厂”逻辑，出版社的小编辑一旦因为各种原因要离开本单位：“出路肯定是不好的，不如新媒体编辑受欢迎。”

没多少地方需要一个纯文学的编辑，但一个“大厂”运营可以到所有需要维持app或社交媒体的公司担任运营。

“‘秋招’的时候，offer肯定是越多越好啊。”秀媛笑起来，承认自己有一点慌，如果出版社向她抛橄榄枝，难道有本事拒绝？

“你肯定得在银行卡里的钱花完之前找到新的工作。”秀媛说，“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当被问及“为什么选择大厂”，多数受访者会提到，防范失业的风险。

关于“大厂”清退35岁以上员工的说法流传很广，但是，在“大厂”的求职圈里，普遍的观点是——即便被清退，也会收获一张很好的简历，被当做互联网优秀人才。说话的人都承认，走这条路要付出代价。

“等到我30岁的时候，”菲菲说，“我拿什么与20岁的人竞争？”她想象那场面试，其他人比她更年轻、精力更充沛，他们要争抢一个岗位。心绪飘回现在，菲菲想，也许该选一条低风险的路。

文佳说，她偶尔梦想一下从事写作。可是，“那一定要很优秀吧。”

文佳最初想进互联网是为了逃离广告业。她读本科的时候，给房地产公司写过文案，“非常的无聊”，都是“豪华”“秀丽”一系的语言，颠来倒去。文佳更不能接受的是，房地产公司的广告其实没多少人看。她打开手机，要给记者看房地产公司公号的阅读数。

她一早听说“大厂”很累，有的基层岗位十分无聊。可是，那时候她想，即使一样无聊，至少互联网巨头的内容能被更多人看见。

她进了“厂”。最初，她在宿舍里给其他网站的博主大量发私信，按照“厂”里的要求，把与每个博主沟通的进度整齐地做成excel表格，用于评优。“哈哈，真’有内味儿了’。”她自嘲。

文佳一路看过很多简历比她优秀的同辈，学校比她排名靠前、专业更对口的；他们连excel也做得比她好。而她可以通过勤奋，努力，做到不比他们逊色。

真要从事写作呢？她想，写作讲创造性，没有一定的方法论，勤奋也有可能不成功，风险更高，“是另一条不同的’赛道’。”她还没有打定主意。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澎湃新闻见习记者刘昱秀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