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份,多数欧盟政界人士曾支持一项立法提议,呼吁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就上述问题制定一项面向全欧盟的指导方针。
阿吉乌斯·萨利巴说:“我们有政治上的推动力,因为在疫情期间,由于远程工作的人数增加、智能工作还有灵活工作的普及,过度工作以及工作时间和私人时间之间的这种模糊性越来越明显,因此我们需要采取行动。”
自疫情开始以来,大量劳动者不得不选择远程工作,而且通常是在他们自己家中工作。渐渐地,离线权这个概念便越来越受到关注。
再加上智能手机催生的随时待命的工作文化以及持续收发工作邮件的便利,工作时间和家庭生活之间的界限日渐混淆,总是在工作时间之外收到主管发来的电子邮件。
多年来,企业和个别国家都在努力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早在2012年,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就曾禁止部分员工在夜间访问电子邮件。2017年,法国出台规定,为远程工作者的工作起始时间设定了更严格的界限。2018年,虫害防控公司Rentokil因违反上述规定被罚60000欧元(约71000美元)。
今年年初,爱尔兰也出台了一项行为准则,针对所有劳动者的离线权。根据该准则,员工可以向职场纠纷委员会投诉。
在英国,工会联盟也在敦促全国上下效仿跟进。
工会联盟秘书长弗兰西斯·欧格拉迪(Frances O’Grady)说:“我们都需要平衡好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并适当地停下休息一阵。但是,如今的技术在不知不觉间打破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让工作压力无处缓解。法国、德国和爱尔兰的工会已经为劳动者争取到离线的权利。在英国,我们的劳动者也应该得到保护,享有脱离工作的合法权利。”
现实挑战
无论是行为准则还是成熟的立法,真到了需要落实任何工作离线权的时候,雇主也有各种各样的难题。
招聘机构Futureheads的创始人比·卡勒·皮格里姆(Be Kaler Pilgrim)说,技术性的解决方案,比如限制电子邮件的办法,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构建一种兼顾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文化可能要困难许多。皮格里姆的公司会鼓励员工将电子邮件设定为定时发送,以便在工作时间把邮件送达同事的收件箱,而不是随手就把邮件发送出去。
皮格里姆说:“那种‘离线不碍事’的文化语言,其实是很难把握的。关键其实在于一致性,在于及时关注到人们在何时感到压力重重。”
软件公司ActiveCampaign的欧洲中东非洲及亚太地区区域副总裁约翰·兰菲尔勒(John Lamphiere)认为,跨国企业的员工遍布多个不同时区。对这些公司而言,前述提到的“工作离线权”相关举措则更难实施。
ActiveCampaign的欧洲员工队伍中有一部分人需要定期与美国和亚洲的同事一起工作,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上早班和晚班。
兰菲尔勒说,离线权这个问题中的一个重点是让员工可以选择适合他们的方式去工作。
ActiveCampaign目前正在制定一项全公司的最佳实践政策,但兰菲尔勒说,他们不会实施严格的规定,因为“信任的元素”也很重要。他说:“如果我们实施了非常严格的规定,那么灵活性就会受抑制,这二者无法兼得。”
一揽子规则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职业和组织心理学高级讲师艾玛·拉塞尔(Emma Russell)说,严格的规定本身也会产生一些问题。
拉塞尔曾在2020年初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研究过离线权政策对员工的不同影响。
她说:“早期的一些离线政策的实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比较生硬的,比如企业直接切断电子邮件服务器的访问权限。虽然这种做法无疑是出于好意,即希望人们暂时放下工作,但这种机制并不适用于其他一些团队。”
一刀切的政策,特别是诸如禁止访问电子邮件账户之类的方案,可能存在潜在的危害,因为这些政策并没有考虑到部分人可能想要或需要的灵活性。
拉塞尔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员工因工作职责的缘故,更偏好以特定方式来安排他们的工作日程。
拉塞尔说:“这种一刀切的政策,诚然可以保证大家在下午六点之后都关掉电子邮箱,但它对拥有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职责或者在工作中需要更多灵活性的人而言,并没有多少帮助。如果我们想要鼓励更具有包容性和多样化的劳动团队,那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应该努力关注不同群体的需求。”
阿吉乌斯·萨利巴表示,议员提出的适用整个欧盟的法律将根据各行各业的不同需求,灵活设定基线和最低要求。
他又补充说,过度工作和随时待命的工作文化,这类问题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存在。无论是办公室工作人员还是远程工作人员,这类问题在疫情之后只会继续加速发展。
阿吉乌斯·萨利巴说:“我相信远程办公将成为现实。与疫情前相比,疫情之后,远程办公的人数只会不断增加。所以,我们欧盟作为一个整体,须提前做好准备,为远程工作者制定相关法律规定,为办公室员工和远程工作人员创造公平的竞争条件等等。”
他说:“每一个劳动者都有权享受劳动者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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