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十年：公立教育“收复失地”

2013年5月4日，既是有着百年历史关于青年的节日，也是两名少年的忌日。

这一年“五一”小长假后上学的第一天，南京两名学生不堪作业压力自杀。

其中一名初三学生由于假期作业没做完，被父亲关在家中一个人写作业，随后跳楼。另一名6年级学生同样因作业没做完，写下“爸爸妈妈，对不起，我天生不是学习的料。爸爸妈妈，我爱你们，天亮了，我走了”后离世。

同一天，同一座城市，两个年轻生命凋零，引得全社会热议。新华网在那天写了篇报道：

作业噬生命：阳光下的悲剧如何不再重演？

而就在一个月前，教育部刚在全国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减负万里行”活动，试图为孩子们减负。

这会儿人们普遍认为，学校内有问题。

但有意思的是，随后持续上十年的“减负”运动，非但没有引来家长们的赞同，反倒是一篇篇“教育减负：一场寒门的灾难？”、“教育部请不要给我孩子减负”等文章轰动一时，甚至有家长向教育部门投诉“减负”政策。

只是这其中，家长们没有意识到，学生一天24小时的总时长是恒定的，一个环节时长缩短，必然意味着另一个环节时长的增加。

2016年，《民办教育促进法》迎来了最重要的一次修改——开始允许盈利性教育机构的出现。

这意味着，从2016年起，除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小学、初中）外，包括幼儿园、高中、职业培训学校在内的各类学校，民办教育机构都可以按照公司模式运转，利润可分配，且在一定的法律和财税设计后，教育集团可以上市。

那一年有从业者总结道：

中国迎来了教育资本化浪潮。

据中国教育学会《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中小学辅导机构市场规模超8000亿元，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规模超1.37亿。

校外教培行业迎来黄金发展期。

这一切直到2018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校外教培行业遭遇严整。

这一年年初，教育部长陈宝生在全国教育工作会上说：

大力规范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这件事迟早要做，迟做不如早做，小修不如大修。校外教培要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者，而不是教育秩序的干扰者。

“教育秩序的干扰者”8个字，让人们意识到，校外好像也有问题。

不过即便如此，多次整顿过后，补习需求依然巨大。

据天眼查《2020年教育行业报告》，十年来，教育相关企业的总数从78万家上升到了412万家。加之2020年疫情的助力，在线教育更为火爆，超百亿融资涌入其中。

而到了最近，校外教培行业再次站上了风口浪尖。一系列整顿，加之北京、上海、武汉、潍坊等多地出台暑期托管班，校外教培行业哀声一片，市值蒸发数百亿，裁员四起。

对于这十年，有人总结道：“这些年的校外培训，整个将校内教育替换掉了。”所以这一次的整顿——是一场来自公立教育的“收复失地”。

问题是，今天为什么要“收复失地”？

1、校外教培为什么会出现？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明白“失地”是怎么失的？校外教培是怎么出现的？

2011年10月，刚经历上市的张邦鑫意气风发回到北大演讲。他谈到，“男人18岁以后应该自力更生”，所以自己在研究生第一年就做了七份兼职。七份兼职中，有三份家教，两份辅导班的兼职。

同一时期，校外教培在中国出现。

90年代，姓资还是姓社的矛盾迎来解决，南巡讲话后许多人响应号召投身市场经济，大学生家教亦在其中：以学科补习为主，提供差异化教育辅导。

但早期的校外教培，市场高度分散，并没有成规模。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人们也越来越看到学历的重要性。两点碰在一起，两家机构应运而生。

一家是张邦鑫的学而思，在2003年首创“培优”概念，专为准备奥数竞赛的学生服务。另一家则是留学起家的新东方，在2008涉足中小学教培领域，旗下优能中学辅导成绩偏弱的学生。

一个“培优”，一个“补差”，代表了校外教培行业的起始需求——仅对少数学生提供个性化服务。

这是其一，其二，教育这件事为什么需要民间资本？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的应对政策是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内需，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其中扩大内需的方案中包括了房地产改革，鼓励大家买房，买车，买冰箱等。

只是经济一片萧条下，无人愿意消费。

适逢其时，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想到了一条刺激经济的措施：

这种经济刺激措施在那种情况下很难奏效，而唯一有可能起效的就是教育，因为即使在困难的情况下所有的家长还是愿意把钱花在教育上，因为教育不仅是消费，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投资，是为你的下一代、为你的孩子，为你的家庭，也是为国家的未来在投资。

随后，一封名为《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三年扩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议书送到了中央领导手里。

1997年，适逢中国工人“下岗潮”，高达2115万人下岗。而接下来一年，又有百万高中生离开校园。这些人没大学可上，没工厂可去，都将面临失业。

因而汤敏的建议也很快得到采纳。

次年，教育部出台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文件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适龄青年的15%。

据教育部数据显示，1999年，招生总数达159.68万人，较上一年增加51.32万人，增长速度达到史无前例的47.4%，

这个数字，超过此前十年之和，汤敏也因此得名“扩招之父”。

但与此同时带来的问题是：

学生突然变多了，教师、宿舍、教学楼就不够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官员提出改革思路：

动用社会力量办学。

随后苏州文正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等民办高校开始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

借助社会力量办学也成了一项正面典型。

其三，减负，某种程度上是最大的误区。

除去2013年五一小长假的悲剧外，事实上早在2009年，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加重的问题，就进入了决策层的视野。

这一年，时任教育部长袁贵仁谈到：

减负首先是最根本的举措，提高教师业务素质，改进教育方法。我们习惯于满堂灌，习惯于让学生长时间做重复性、机械性的工作，这让学生感到非常苦恼。

次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出台。其中明确提出，要给学生减轻课业负担，同时要求，需要在减少课业的同时，增加课时和提高难度。

乃至到了2013年，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减负万里行”活动，以检验学校在“减负”与“提质”这两点上是否执行到位。

与此同时，在校外这一面，有关校外教培行业的政策，则没有过多提及。

2018年以前，校外培训问题只作为“乱收费”这样的子问题出现，给出的意见也多是“规范市场”这样的层面。

甚至到2016年，《民办教育促进法》迎来最重要的一次修改——开始允许盈利性教育机构的出现。

一面提倡公立教育减负，另一面缺乏课后公共服务配套，以及校外教培行业的适当监管，事实上助推了校外教培行业的发展。

因为学生一天24小时的总时长是恒定的，一个环节时长缩短，必然意味着另一个环节时长的增加。

所以有教育专栏作者慕峰评价道：

这些年的校外培训，整个将校内教育替换掉了。

问题是，站在家长角度，只要孩子能成才，校内学与校外补又有太大关系吗？老百姓能花钱买教育，不是还提升了受教育的公平性吗？

2、校内的失职与校外的危害

实则扩大。

2018年3月，全北京的家长们都在关注一件事：

“坑班校”将彻底消失？

民间培训机构与升学的关系链是否将全面切割？

*还有无“死灰复燃”重启的可能？***……

这些话题，被上着培训学校和准备上培训学校的孩子的家长们热议。

之所以引得家长关注，一是在这一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校外教培行业不再作为“乱收费”这样的子问题出现，而是针对安全隐患、证照不全、超前培训、超标培训等一系列突出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进入“最严”整改。

几个月前的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长陈宝生也放下了“狠话”：

这一次要彻底割断各类考试、竞赛和招生的联系。既要砍断教师和培训机构在教学方面的联系纽带，同时又要割断义务教育阶段各科超前的教学培训，让学生痛恨、家长无奈、机构赚钱的校外违规培训得到清理，给学生减轻校外负担。

二是，没有“坑班校”，“我的孩子怎么能上个好中学？怎么能上个好大学？”

3月15号那天，号称“如果孩子要上清华附中，就必须先在‘龙校’里‘蹲坑’”的北京知名小升初辅导机构——水木龙华培训学校发出退费通知，表示将暂停小学培训业务。

几天后，《北京青年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新一轮“禁奥”行动打响 北京知名培训机构龙校停招退费》的文章，直接使得这件事从北京家长圈“出圈”到全国家长圈。

这个热点事件背后的诱因，虽然是来自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渴望，背后实则是各学段沉重的升学压力。从“幼升小”到“小升初”、从中考到高考，在现有招生和选拔的标准下，家长和孩子们被动陷入“内卷”的潮流。

虽然自2018年以来，“点招”、“坑班”等严重违反教育秩序且违法的行为被教育部严打，但“龙校”这类垄断名校招生权的校外机构，尽管屡屡被关停，却又死灰复燃。

最后“龙校”的关停的时间，不是2018年，而是2019年。

换句话来说，校内教育与校外教培形成了所谓的“双轨制”，寻租空间就出现了。

即便在这个问题上监管执行到位，但公立学校的老师收入远低于民办高校和校外培训机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造成公立学校老师积极性不足，而校外机构凭着从公立学校挖来的名师去招生去融资去上市，非但没有达成想象中“老百姓能花钱买教育，提升了受教育的公平性”，而是在事实上扩大了教育的不公平。

与此同时，当家长们最关注的应试诉求由校外机构完成时，公立学校难免会进入到一种“失职”的状态。

所以在2017年，教育专栏作者慕峰写下了《为什么应当坚持国民基础教育的非营利性》一文，最后递到了决策层手里。

这是在教育领域这一面，而在学生这一面，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是，校外机构是不用遵守教育规律与教育心理。

家长给孩子报培训班，其目的，要么是提高分数，要么是进对口名校的培训机构以保证升学。也就是说，家长的诉求就是应试教育。相应，教培机构提供的服务也是应试教育。

那素质教育呢？

慕峰引用过一位特级教师的话：

小学生的发育具有很强的个体差异，同样难度的教学要求，对某些小朋友来讲，也许晚半年接受，就轻而易举。如果早半年接受就会感觉很难。如果长期让小学生处于接受难度超过自己发育阶段的学习内容，将会对学生的心理、自信、情绪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所以就像人们常说那句话：

上学宜晚不宜早。

在2018年初那次全国教育工作会上，教育部长陈宝生不单谈到了“校外培训应该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者，而不能成为教育秩序的干扰者”以外，还有一句更直白的话是：

对于那些违背教育教学规律和素质教育要求，开展“应试”培训，超前教、超前学，严重干扰学校正常教学和招生秩序，令学生痛恨、家长无奈、自己却赚得盆满钵满的培训机构，则必须依据“负面清单”，坚决整顿、绝不手软。

而这正是校外教培机构的最大卖点。

而与之相对的素质教育，遵守教育规律、尊重教育心理的任务，也只能由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校内教育去完成。

这也就是自2018年起乃至今天整顿校外教培行业的原因。

3、“负”转移了，但没有消失

这些年来，“减负”的任务从来没有断过。或因升学压力，或因望子成龙的期盼，减负的同时，实则在增负。就像教育部说的，“校内减负了，校外却在增负。”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负”是转移了，而并非是消失了。

虽然许多人会诟病选拔机制，造成了今天从幼儿园开始，就向好大学冲刺，终点是社会的上层通道。

但除了高考是保证教育公平性的最后一根稻草以外，这其实是东亚教育的一个通病——教育功利主义。

东亚国家工业和现代化起步较晚，就像此前十年的中国一样，只能做世界工厂，从事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普通工人收入低待遇差社会地位不高。

而反观德国，德国人在完成基础教育后，会进行分流，适合做学术的做学术，适合进入产业的接受职业教育，然后成为一名职业工人。而区别是，德国工人收入不低也没有过多的社会偏见。

换句话来说，东亚国家非高等教育人群的出路太窄了。

2008年，刘鹤副总理写过一篇名为《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的文章，其中提到：

在拉美访问时，智利的杰出研究人员向我介绍，总结以往教训，发现忽视教育是造成中等收入者比重低的根本原因。教育不足使低技能人员大量失业，造成贫困的再生且恶性循环。但随后发现，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公共教育，而富人享受的私立教育质量超过公立教育，教育质量差别又转化为巨大的收入差别。而造成教育质量差别的原因，是公立教师激励不足。他们不无感慨地对我说，一旦进入两极分化的陷阱，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走出来。

而在另一个层面上，教育理论家杨贤江曾说过：“自有人生，便有教育。”

人生注定是不容易的，教育自然也不例外。

就像有人说的：

过去十多年，只有两类东西跑赢了货币增速：一是一线城市的学区房，二是教育培训的价格。

遗憾的是，这都跟教育无关。

资料来源：

1、作业吞噬生命：阳光下的悲剧如何不再重演，新华网， 刘巍巍

2、汤敏18年后反思大学扩招：我不后悔当初谏言，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3、新一轮“禁奥”行动打响 北京知名培训机构龙校停招退费，北京青年报，李佳、刘婧、李梦婷

4、是时候撕开校外培训行业的遮羞布了，慕峰

5、为什么应当坚持国民基础教育的非营利性，慕峰

6、北京龙校倒下 教育部摧毁“掐尖”绞肉机，财新，丁捷

7、补习整顿风暴，财新，丁捷、黄蕙昭、王伯文、邓依云

8、端掉一个“黑窝点”：清华龙校覆灭了吗，杨东平

9、教育的问题，智本社，清和

10、《基础教育发展的中国之路》，黄忠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