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求职辅导服务机构除了提供修改简历、笔试面试辅导、行业分析、实习机会推荐等服务,多数还承诺能“内推”“保offer”;价格一般在1万元至10万元之间,少数针对国外顶尖咨询公司的“保offer”服务费用甚至高达数十万元。
有许多大学生在网络平台发出提问:动辄数万元的“钞能力”真的有用吗?这些机构是真的能帮助大学生,还是在靠渲染焦虑情绪赚钱?
一位曾先后供职于两家求职辅导机构的专业人士告诉记者:“咨询顾问提供的信息大同小异,自己上网多搜搜、多问问已经工作的学兄学姐一样能了解到。花钱买‘内推’入职机会大多会被‘打脸’;‘保offer’的承诺能否兑现因人而异,如果遇到不靠谱的导师,或者学生自己实力不足、努力不够,都会导致求职失败。”
几万元花费得到的求职服务却很“水”
顾梦瑶本科毕业于国内双非院校、硕士毕业于英国一家排名并不靠前的大学商科专业,2018年9月她回国求职。
虽然顾梦瑶的目标是去大型龙头企业,但考虑到自己偏弱的学历和实习经历,刚回国的几个月她一直很焦虑。留学期间,她就在微信群、公众号上看过求职服务机构的广告;求职时,网络上一搜一大把的“一对一职前培训”“付费实习”“保offer”等服务吸引了她的注意。
“既然当年能花钱购买留学辅导服务,也就能花钱买到理想的工作机会。”带着这样的想法,2019年5月,只有一次实习经历、还没找到理想工作的顾梦瑶与上海一家留学生职业教育平台签下了“名企职达计划”合同,付费4.2万元。
这份有效期12个月的合同显示,平台将为顾梦瑶提供定制求职方案,文书准备,行业、公司及职位分析,笔试面试指导等服务,并提供“VIP保offer特别辅导咨询”,如无法履行“保offer”义务,将退款该部分服务费2.32万元。
几个月后,顾梦瑶发现平台提供的服务很“水”,根本不值数万元的价格。“他们发来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快消公司的网申链接,都是公开信息。在我参加财务类、风险控制类两个不同方向的职位面试前,面试辅导教师竟然是同一个人。于是我开始自己找工作。”她说。
2019年12月,顾梦瑶被自己报考的某银行录取,打算与平台终止合同,可要拿到退款却阻碍重重。对方先是说合同没到期,后来又以她没有配合该平台的辅导步骤,一直拖延。律师告诉她,平台提供的很多服务都无法量化,很难通过法律途径拿到退款。
在接下来的半年多内,顾梦瑶陷入了和该平台工作人员漫长的“掰扯”过程中。“到2020年8月左右,网上开始出现一些求职服务机构爆雷的消息,我的态度也比较强硬,他们承诺退款2.32万元,但至今我只收到了2550元退款。”她还发现,几个工作人员的朋友圈很长时间没有更新过了。
曾在莫斯科留学的袁正诚遇到了与顾梦瑶类似的问题。2020年年初,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即将本科毕业的他决定放弃在俄罗斯找工作,将目光投向国内。
在网上搜到一家针对留学生提供“回国求职一站式服务”的公司后,袁正诚被客服所发的优秀案例宣传册打动了。在该公司的北京办公地点,销售人员当面向他表示,公司和全球500强企业有合作,交1.98万元就可获得理想的“内推”机会,违约会全额退款。
尽管合同上的退款条约和销售人员所说的有出入,当时急于求职的袁正诚并未深究。接下来他很快发现,公司派给他的“导师”身份不明,所提供的服务仅限于修改简历格式和发送公开招聘链接,没有提供任何“内推”机会。
2020年6月,袁正诚再三要求全额退款后,根据合同条款,最终拿到退款4000元。他告诉记者,自己在知乎等平台陆续加了10余名有类似遭遇的留学生,签约内容从1.4万元的付费实习到6万元保证“内推”都有。
“我们咨询过律师,得知通过仲裁手段维权,每个人要承担1万元的成本,感觉得不偿失。”袁正诚现在已经放弃追讨其余费用,而是在各网络平台讲述自己的经历,希望广大留学生遇事要谨慎。
一名主动离职员工曝光求职服务行业乱象
2017年,在国外留学、居住多年的王安妮回到国内,入职了一家成立不久的小型留学生求职服务公司,岗位是“前端销售”。创办人之一告诉她,中国每年有约50万名留学生回国求职,遇到信息差、心理差距,找工作不容易,公司能提供给他们很大的帮助。
联想到自己回国找工作的坎坷经历,抱着帮助学生顺利找到称心工作的初心,王安妮工作动力十足。她回忆,公司会在国外最大的搜索引擎上购买关键字,官网很容易被搜到;学生一点进官网,就有客服窗口弹出。而她的岗位类似顾问,即与通过客服加上微信的学生沟通,并对接给相应的后端服务人员。
刚开始,王安妮会很努力与每一名学生沟通,并在学生签下合约后,经常主动询问后端服务人员其求职进度如何。“但入职两三个月后,有件事对我打击很深。一个签下合同的女生告诉我,她仅有的一个秋招季的求职机会,因为我们的后端服务人员忘了帮她投递资料,就白白错过了。”
后来,这家公司让王安妮越来越失望。“我觉得公司更多是为了快速赚到钱,而不是真心想帮助学生。当时公司一个月最多能签七八十个学生,但后端服务人员才40个左右,根本无法保证服务质量。确实有人签约后一两个月就幸运地找到了工作,可还有好多学生一直拿不到满意的offer,开始投诉、要求退费。所以很快我就离职了。”
不久后,王安妮进入了一家规模较大、提供服务类型更多的求职服务公司。“这家公司为留学生和国内应届大学生提供法律、金融、投行等行业的求职服务,还为大二、大三学生提供付费实习机会。求职服务的平均价格在四五万元左右。”
在这家公司工作期间,王安妮对日益发展的求职服务行业有了更多了解。她估计,真的通过花钱买到“内推”入职机会的不到一成。与此同时,学生、家长前来投诉、要求退费的情况很多。
她分析:“这些机构的导师大部分是在本行业做到了一定位置的兼职导师,他们没必要为了数额不高的‘内推’费用,去招一个不合适的员工。很多人是拿不到‘内推’机会的,而真的通过机构拿到称心offer的,靠的也许并不是这种灰色资源,而是本身就符合人家的招聘要求。”
事实上,腾讯、美团、普华永道、中信证券等多家企业都曾发布声明称,从未与任何第三方机构合作,整个招聘和求职过程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越来越多的从业者涌入求职服务行业,乱象随之丛生。王安妮说:“大部分公司的初心难在,努力又负责的从业人员是少数,有些人刚工作没几年就被招去当导师,大多数人以挣钱为主。而之所以他们的服务质量跟不上,还能有那么多客源,是因为每年都有五六十万名留学生回国求职,他们心态焦虑,又对求职机构没有认知,很容易掉入陷阱。”
内心煎熬,又不堪KPI压力,2020年5月,王安妮再次辞职,离开了这个行业。
大学生求职不要“懒”
如今回想起自己购买求职服务的经历,顾梦瑶很是后悔。她觉得自己当时是被各种广告和前期咨询煽动起了焦虑、紧张情绪,总觉得自己实力不够,不可能找到理想的工作,花钱才能买到安心,但事实并非如此。“像我们这样本科学校水平一般、硕士学校还不错、向往大城市优质工作机会的留学生,家里经济条件又还可以的,正是求职服务机构的目标客户。”
顾梦瑶建议大学生,要提早做职业规划、求职准备,面对各种收费服务,一定要擦亮眼睛。“网上能搜到很多求职课程、面试指导、笔试题库等收费产品,价格从几十元到几千元都有,质量鱼龙混杂,其中有些知识是公开信息,自己多搜搜就可以找到。市面上的确存在靠谱的产品,要辨别清楚后再下单。”
袁正诚觉得,留学生找工作要量力而行,建议在寒暑假尽量到当地企业实习,做自我提升。“在国内找工作,学历只是敲门砖,多学习、丰富经历非常重要,与其把希望寄托在机构上,不如相信自己。”
王安妮与许多不同学历背景、不同性格特点的大学生打过交道,她认为,很多想花钱买“内推”“保offer”服务的学生,核心是出于“懒”。“我想告诉学生们,求职成功的因素包括个人背景、努力程度、面试现场表现等。自己什么都不做,只靠付钱给机构就想咸鱼翻生,是几乎不可能的。”
王安妮认可,市面上有些求职课程、一对一辅导服务是靠谱的,但建议购买前要明确自己的短板,清晰了解服务内容和作用。如果一定要和机构签约,尽量选择在乎名声的大型求职服务机构,一旦发生纠纷,维权成功的概率更高;在签约前,一定要看清退费条款。
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孙兆阳分析,求职服务行业的产生与国际经济贸易环境恶化、高教扩招不适应市场发展有关,也与社会上重普通教育、轻职业教育的认知有关。“优质的工作增长缓慢,自认为符合条件的劳动力迅速增加,市场形成供大于求的局面,这为求职服务行业的产生创造了土壤。”
他认为,和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很多案例一样,该行业的发展正在经历从混乱到治理的过程。“这个市场还不成熟,从定价到服务内容没有标准可言,是一个资本催生的市场。首先,互联网一方面降低了信息成本,另一方面却增加了搜寻成本,海量的信息放在网上,再加上某些公司拙劣的搜索引擎、过于重视广告的运营策略,使搜索有用信息的时间成本极大提升;第二,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职业生涯规划较为落后,很多学生不知道自己学的专业有什么用,不清楚自己将来想从事什么行业和职业,在求职时自然会感到困惑,求职辅导行业乘虚而入。此外,我国消费者组织力量较弱,政府监管还未介入,都可能导致行业无序发展。”
孙兆阳建议,学校要组织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到学校进行宣传,讲解行业、职业的特征和所需技能。“要让孩子从小学就广泛接触各种职业,高中要设立职业辅导,在大学阶段则要多参加实习培训。学校设立统一的职业咨询辅导,不要只是成为摆设。”
而大学生和面临就业的学生要明白,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知识、技能靠自己学习,花钱只能提供条件,无法让人直接适应一个工作。另外,在工作中“骑驴找马”应该是一项常规操作。“人的一生要在不断求索中前进,只有很少的人能够一份工作干到底。只有那些在工作中不断总结,为探索未知做准备,提升自身知识和技能储备的人,才有可能取得更多的成功。”孙兆阳说。
(应受访者要求,顾梦瑶、袁正诚、王安妮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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