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脑机公司被控诉虐猴：反复感染、癫痫发作、残害致死

根据PCRM的说法，该投诉是基于PCRM在2021年提起初步公共记录诉讼后才公布的近600页令人不安的文件。今天，PCRM向Yolo县高级法院提起了第二起公共记录诉讼，要求UC Davis公开猴子的视频和照片。

作为Neuralink开发的“脑机接口”的一部分，大脑植入手术要在动物头骨上钻一个小孔，然后在大脑的特定区域插入硬币大小的无线芯片。

PCRM在投诉中指出， Neuralink和UC Davis的工作人员未能为濒临死亡的猴子提供足够的兽医护理，他们使用了一种未经批准的物质“生物胶”，将猴子的部分大脑破坏从而造成猴子死亡，同时在实验中也没有给予猴子足够的心理关怀。在另一实验方案中使用未被批准的外科粘合剂，填充猴子头部两个植入物之间的空间。

实验中使用的猕猴被单独关在笼子里，头骨上有钢钉，遭受“面部创伤”，大脑植入后癫痫发作，植入部位反复感染。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健康状况恶化，Neuralink和UC Davis甚至在计划的实验中使用猴子之前就对它们实施了安乐死。

PCRM的研究倡导协调员Jeremy Beckham说：“这些文件显示，猴子们的大脑在粗制滥造的实验中遭到了残害，然后在那里忍受折磨直至死亡。难怪马斯克和这所大学不想让这种可怕暴行的照片和视频被大众看到。”

据称，其中一只猴子缺了几根手指与脚趾，原因可能是实验带来的痛苦所导致的“自残或其他不明创伤”，这只残疾猴子最后被处死。

另一只头骨上开了孔，脑内放入无线芯片的猴子，因未得到足够的护理，发生了出血性皮肤感染，最后被安乐死。

还有一只雌性猕猴，脑内被放入无线芯片后，出现剧烈的呕吐、干呕、喘气等症状。几天以后，文字记录称此猕猴“因体力耗尽而倒地不起”，随后被处死。尸检显示猴子出现严重的脑溢血。

该大学拒绝公布照片和视频，声称这些记录属于Neuralink 。PCRM认为，在公共设施进行的工作和创建的材料受加州公共记录法的约束，必须披露。

另据observer报道，2021年4月， Neuralink 发布了一个3分钟的视频，内容是一只名叫“Pager”的九岁的猴子被植入了两个Neuralink 芯片，只用大脑玩视频游戏。

“我对整个视频都持怀疑态度”，PCRM的研究倡导协调员Jeremy Beckham说。“UC Davis的记录显示，所有头上装有硬件的猴子都患有非常严重的衰弱症状——它们的植入物受到感染；有几只出现癫痫发作；其中几只在几天内死亡……但YouTube视频中的Pager看上去是一只健康的猴子。”

“此外，在动物使用协议中描述的硬件包括一个所谓的“pillbox”连接器，它位于猴子的头顶上。YouTube视频里并没有显示这些内容”他补充道。

获取的文件显示，PCRM在23只猴子中，对16只进行了大脑移植，另外7只“缺乏手术经验”的猴子于2020年11月从UC Davis设施运到Neuralink ，两个月后PCRM向大学提交开放记录请求以获得与研究有关的信息。

在2021年4月8日发布的YouTube视频中，解说员说， Pager在演示前六周就得到了植入物。

Neuralink和UC Davis均未回复置评请求。

科技伦理矛盾屡次上演

伦理道德该不该为科技研究让路？

事实上，科技研究与伦理道德的矛盾由来已久。

自20世纪以来，人来在面对不断加速的科技进步的同时，也在思考一些研究实验是否违背了人类所奉行的伦理道德。

随着各种研究课题被提出，随之而来的除了一个个令人欢呼雀跃的研究成果，还涌现出种种伦理道德的问题。

1997年2月，第一只克隆羊多莉诞生，证明了利用细胞进行克隆是可行的，这无疑是一项突破性研究成果。但彼时出现的质疑观点是，如果这项技术被引入人类自身的繁殖，就会导致人伦关系的混乱。

2018年11月26日，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贺建奎称，此次研究基因编辑胚胎目的是为了使胚胎发育成可以免疫艾滋病的婴儿，让感染艾滋病毒的夫妻有机会生育一个不患有艾滋病的孩子。

此消息一出便迅速激起轩然大波，震动了世界。各界人士对此的激烈讨论让科技研究与伦理道德的矛盾再一次上演。

有观点认为，这是一次能够为全人类造福的科技进步，意味着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疾病预防领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能够提高人类的生存能力。

也有观点认为，两个新生儿“被迫”地接受了编辑，在生命之初就丧失了选择“正常人生”的权利，更无从谈及研究者对生命的尊重。这种行为是将人类婴儿当成小白鼠一样放在实验室里供科学家们做实验，违反了人类的伦理道德底线，是在挑战人类目前的伦理规则。

甚至有网友调侃戏称，“基因编辑”的孩子长大后，万一能成功婚育，就会把“变异基因”传下去，污染整个人类的“基因库”。以后说不定真要出现绿巨人和哥斯拉了。

该事件曝出后，更是有122位国内的科学家迅速发表联署声明，强烈谴责贺建奎的相关研究，并将其行为称之为“疯狂”。许多相关领域的国内外学者也认为贺建奎的实验是违法伦理道德的，是对诞生的婴儿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不负责。

2020年5月，华中科技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雷瑞鹏也曾在文章《科技伦理治理的基本原则》中提到“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文章指出，有可能决定人类命运的重大决策（例如未来世代人的健康）被少数人在实验室悄悄决定，而不顾科学共识和伦理规范；在市场的诱惑下，科学原来固有的自我校正机制已经失效。因此，应该改变决策路径，让有专业知识的人文社科学者和公众代表以及关注科技创新的民间组织参与到上游科研决策过程，加强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信任。有些对社会和人类有重大影响的研究项目和课题（例如可遗传基因组编辑临床试验）不仅需要科学共同体的共识，而且需要社会共识。

诸如此类充斥着科技伦理矛盾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比如代孕、变性手术等等。

这种矛盾是由于科技发展的速度与社会意识的不同步引起的。有人认为，科技本身并不具有伦理道德的属性，它仅仅是一种促进社会发展的工具；也有观点认为，科技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被赋予伦理评价。

或许，科技研究和伦理道德的矛盾将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