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明珠建言提高个税起征点和最高边际税率，仍可商榷

董明珠将再提个税起征点提高至1万元以上

作者/陈益刊

笔者十分赞成董女士观点。

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急需发挥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税收杠杆作用，规范和调节过高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这是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因此，在依法依规前提下，富人多缴税，工薪阶层少缴税，符合国家大政方针。

不过董女士提及的具体举措，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仍值得商榷。

事实上，近些年董女士多次建议将起征点提高至1万元，目的就是给工薪阶层减税。笔者十分认同适时提高个税起征点，但不赞成提高至1万元。

近些年个税改革一大关键性举措，正是提高个税起征点，以减轻中低收入者税负。最近一次是2019年，个税起征点从此前3500元每月提至5000元每月。

个税起征点又称基本减除费用，它是满足老百姓基本生活需求的一个扣除费用，也就是说这个费用是老百姓生存必须收入，因此不能征税。基本减除费用需要统筹考虑城镇居民人均基本消费支出、每个就业者平均负担的人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因素后综合确定。

距离2019年已有3年，其间物价上涨、居民人均基本消费支出增加，个税起征点也应该随之调整。但一次性提高至1万元显然不切实际，这需要依据相关数据科学测算来确定。

笔者建议，与其简单提高个税起征点到某个标准，不如建言构建一套公开透明的个税起征点调整机制，根据物价等指数按年调整。一些国家正是如此做法。

简单将个税起征点提高至1万元，并不见得公平、合理。

一方面，大部分中国人收入并没有达到1万元水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因此将起征点提高至1万元，低收入人群和相当一部分中产并不见得真正受益，相反高收入者肯定受益。

另一方面，即使收入相同的两个人，家庭负担也不尽相同。比如有的工薪族需要养老人、孩子、偿还房贷等，简单提高个税起征点并不能调节个人实际个税负担。因此国家通过引入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6项专项附加扣除，更为精准地为个人减负。

笔者建言，与其简单呼吁提高个税起征点，不如呼吁根据当前情形，适时调整优化当前专项附加扣除项目。令人欣喜的是，为了降低家庭养育成本，国家已经决定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费用纳入个税专项扣除。

董女士建言考虑通过提高综合所得个税最高边际税率，来让富人多缴税，并非上策。

不少富人尤其是富豪的收入并非来自工资薪金等综合所得收入，现实中时常出现一些企业老板少拿甚至不拿工资的情形，因此提高包括工资薪金等在内的综合所得边际税率，并不能完全让真正的富豪多缴税，反而可能误伤收入相对较高的专业人士、专家等，不利于吸引人才。

事实上不少富豪的收入来自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转让所得等，这部分所得适用的个税税率为20%，因此与其建言提高包括工薪在内的综合所得个税税率，不如考虑提高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转让所得等个税税率。

目前中国综合所得最高45%边际税率偏高，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相关国家相比，中国45%税率处于高位。从吸引人才等角度出发，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IFF学术委员会主席、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奇帆等都曾建言降低最高边际税率。

另外，过高的个税边际税率并不见得真正能征收到富人的税，相反过高的税率可能会助长富人避税动机，甚至偷逃税。

从中国个税制度进一步完善角度看，未来一大趋势是扩大综合所得范围，比如将经营所得等纳入综合所得，然后调整税率结构、基本扣除标准等，充分发挥个税调节收入分配作用。而且近些年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强化高收入者税收征管，避免富人偷逃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