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人员通过DNA分析揭开澳大利亚 “兔瘟”之谜

历史学家和澳大利亚公众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该国的 “兔瘟”始于维多利亚州吉隆附近的Thomas Austin的庄园--巴旺公园。在周一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项研究中，由剑桥大学和葡萄牙CIBIO研究所领导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最终为这一版本的事件提供了基因证明。它还解决了关于入侵是由单一的还是由几个独立的引种产生的争论。

1859年10月6日，Austin的哥哥William将一批野生兔子--在萨默塞特的Baltonsborough的家族土地上捕获的--和一些家兔一起送上Lightning号船。圣诞节那天，24只兔子抵达墨尔本，被运往巴原公园。根据当地报纸的报道和Austin本人的说法，在三年内，"奥斯汀兔"已经繁殖到数千只。

为了确定澳大利亚入侵的兔子来自哪里，研究人员在研究历史记录的同时，还研究了从187只"欧洲兔子"中收集的新的遗传数据--这些兔子大多是1865年至2018年间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新西兰、英国和法国野生捕获的。他们想确定这种入侵是由单一还是多次引进产生的；他们是如何在全澳范围内传播的；以及与其他引进的兔子种群相比，它们的成功是否有遗传上的解释。

最近的研究对单一来源的假说提出异议，相反，认为入侵的兔子是由几个独立的引进者产生的。然而，他们没有对欧洲和国内的祖先种群进行取样，而这是区分澳大利亚兔子来源的必要条件。主要作者，Joel Alves博士，目前是牛津大学和CIBIO研究所的研究员，他说：“我们设法将澳大利亚入侵种群的祖先直接追溯到英国西南部，1859年Austin的家人在那里收集了兔子。”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在澳大利亚各地有许多引种者，但正是一批英国兔子引发了这种破坏性的生物入侵，其影响至今仍在持续。”

科学家们发现，随着兔子进一步远离巴原公园，遗传多样性下降，在快速增长的种群中出现的罕见遗传变异变得更加频繁。

尽管建造了防兔栅栏，人们故意引入了粘液瘤病毒，以及其他措施，兔子仍然是澳大利亚威胁本地动植物的主要入侵物种之一。它们每年给农业部门造成的损失估计达2亿美元。

以前的研究表明，有几个因素促成了生物入侵，包括个体的数量、引进的数量和环境变化。新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动物的基因组成可能同样具有影响，如果不是更多的话。

研究人员指出，如果入侵的触发因素是环境变化，例如人类定居者开发了大面积的牧区，那么当地的多个兔子种群就有可能扩大。该研究的遗传学发现和1859年以前的兔子未能成为入侵者的情况削弱了这种可能性。相反，研究小组调查了特定遗传特征的到来作为入侵的触发因素的可能性，这将有助于解释单一引入的大量遗传证据。

1859年之前引入澳大利亚的兔子经常被描述为表现出温顺、花哨的毛色和软耳。这些都是与国内品种有关的特征，但在野生动物中通常是没有的。Austin的兔子在当时被描述为野生捕获的，而新研究的基因发现证明，这些动物中至少有一些确实是野生的。

来自剑桥大学遗传学系的高级作者Francis Jiggins 教授说：“有许多特征可能使野生家兔不适应在野外生存，但有可能它们缺乏适应澳大利亚干旱和半干旱气候所需的遗传变异。”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澳大利亚的兔子已经进化出身体形状的变化来帮助控制它们的温度。因此，在适应这些条件时，Thomas Austin的野生兔子以及它们的后代有可能具有遗传优势。”

Joan Palmer回忆说，她的祖父Thomas Austin发现很难寻找这种动物，“因为野生兔子在巴顿斯伯勒附近并不常见。他好不容易才弄到六只；这些都是半大的标本，从它们的窝里拿出来驯养。为了凑足数量，他买了七只村民养在笼子里的灰兔，要么是作为宠物，要么是为了吃。”

Alves和Jiggins 发现，Austin引进的入侵兔子的后代含有大量的家兔血统，他们认为这支持了 Joan Palmer的说法，即这批兔子中的野生和家兔在80天的旅程之前或期间进行了繁殖，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到达的兔子比发送的兔子多。

Alves博士说：“这些发现很重要，因为生物入侵是对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主要威胁，如果你想防止它们，你需要了解是什么让它们成功。”

“环境变化可能使澳大利亚容易受到入侵，但正是一小批野兔的基因构成引发了有史以来最具代表性的生物入侵之一。这提醒我们，仅仅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行动就能对环境产生毁灭性的影响。”